贺拔威同样出自鲜卑大族，他是武川系早年的领袖级人物贺拔岳的后代，是关陇武川系的核心力量之一。

皇帝把两个武川系的鲜卑贵族放在黎阳仓，把武川系的鲜卑外戚贵族独孤震放在魏郡，其用意一目了然，就是让武川系和本土系形成对峙，继而对杨玄感形成钳制。

然而，杨玄感还是不可阻止地“造反”了，此刻，安阳的独孤震也罢，黎阳仓的窦衍和贺拔威也罢，都面临艰难抉择，是支持还是反对？独孤震有条件冷眼旁观，静观其变，而窦衍和贺拔威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在杨玄感举旗之前，两人必须做出选择。

窦氏自今上继位后，遭到了全面打击，除了窦贤、窦庆等有限的出任地方官员的子弟外，余者基本上罢黜在家。由此可以证明，窦氏在政治上是保守派，是关陇贵族中坚定的反改革派，而今日关陇贵族集团中的反改革派包括了武川系和本土系，也就是说，窦氏完全有理由支持杨玄感“造反”。

如此就剩下一个贺拔威了。贺拔氏是最早的武川系领袖，但他们的领袖地位被宇文泰和独孤信取代后，贺拔氏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衰落的贺拔氏为了生存，必然利用自己距离权力中枢越来越远的便利条件，在此起彼伏的政治风暴中选择“中立”立场，所以不出意外的话，贺拔威是一个难以控制的“变数”，而杨玄感在举旗之前肯定要清除这个“变数”。

伽蓝凝神沉思，注意力集中在贺拔威身上。在他而言，只要能“欺骗”贺拔威打开仓城城门，自己与西北狼兄弟能冲进去，那么便有了攻占仓城的机会。目前情况下，他也不敢奢望有多大的把握，只求能抓住一丝机会。

薛德音始终沉默，待宋正本分析完了窦氏和贺拔氏在这场风暴中可能采取的政治立场后，毫不客气地反驳道，“窦氏绝不会支持杨玄感。”

此言一出，众人皆惊。

薛德音根本无意解释，目光也没有放在宋正本身上，而是紧紧盯着柴绍。

柴绍当然明白薛德音的意思，犹疑不决。

窦抗是今上的姑表兄，李渊是今上的姨表兄，而窦抗与李渊又是郎舅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两族同为武川系的核心力量。武川系从宇文泰和独孤信时便走向分裂，自周到隋，一次次分裂。杨氏和李氏始终与独孤氏以姻亲相连，而窦氏先是追随宇文氏，宇文氏衰落，则转投独孤氏，帮助杨氏夺得了国祚。先帝开国后，转而利用改革，联合本土系贵族分裂、遏制和打击武川系，于是武川系再一次“重组”，而核心力量中除了独孤氏、李氏、贺拔氏等老武川系贵族外，便是增加了窦氏。

然而，任何一个派系都不是铁板一块，都有根据不同利益而形成的小集团，比如陇西李氏，便在这场风暴掀起之前预先谋划，与以裴世矩为首的山东改革派联手，竭尽全力帮助皇帝戡乱平叛，以赢得皇帝的信任为自己谋取利益，而独孤震则想利用局势的发展，以建立储君来阻碍或者逆转改革。

武川系内部不同的利益追求造成了新的分裂，那么，窦氏和贺拔氏的利益诉求是什么？谁与陇西李齐心协力？谁会紧紧追随独孤震？

在形势如此危急之刻，柴绍毅然伴随西北人左右，虽然有监控的意思，但实际上也是兑现陇西李氏当初的承诺，某种意义上也是违背了独孤震的意愿。在这场博弈中，假如杨玄感赢了，陇西李氏的命运就不会太好了，所以柴绍根本没有选择。

现在伽蓝和西北人一定要拿下黎阳仓，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柴绍不得不帮忙。假如伽蓝和西北人死在了黎阳，形势会不会对皇帝不利？对皇帝不利，岂不就是对李渊不利？陇西李氏本身就比较脆弱，一旦倒了，对柴绍的家族来说是个噩耗。因此，柴绍必须竭尽全力帮助西北人。而李建成匆忙赶来，浑然不顾这场风暴中心的强大破坏力，原因也在如此。

宋正本没有看到武川系的“分裂”，因为他不知道李渊与裴世矩的“交易”，但薛德音知道，所以薛德音公开挑明，逼迫柴绍做出选择，马上拿出答案。

柴绍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未必肯说出答案，因为柴绍根本不同意西北人置之死地而后生之策，他还是希望西北人调转方向赶赴临清关与李建成会合，然后凭借东都的支持，与杨玄感做正面对峙。这个策略回旋余地大，武川系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做出策略上的调整，如此就赢得了主动权，不论是独孤震还是陇西李氏，都能“游刃有余”，而彼此间的矛盾也就被掩盖了，双方不同的策略甚至有可能“重合”，继而形成合力，同时实现彼此的目标，皆大欢喜。

西北人首先考虑的却是皇帝和裴世矩的利益，所以伽蓝想尽一切办法掌控主动权，而目前局势下，掌控主动权的唯一办法就是拿下黎阳仓，一刀插进对手的要害，让对手不得不调整策略，继而给皇帝的回师平叛赢得时间。

柴绍权衡良久，终于给了薛德音一个肯定的答复，“或许，李大郎可以打开仓城的大门。”

伽蓝眉头紧皱。李建成现在是不是到了临清关？会不会急速赶到黎阳？这都是不确定的事，而西北人距离黎阳城已经近在咫尺，没有时间了。

“兵分两路。”伽蓝稍加思考后，断然说道，“请巨鹿公急速赶赴仓城拜会窦司仓，而某则率军奔杀尚书行辕，救出任公。”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