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破碎，好人难活，范久年跟着乱匪飘荡了不知道多少年，最后头领看他年老体衰，亲自求了李卫，将他留在绥德卫。

绥德卫跟不少反王都有说不清的关系，李栋也就同意了。

范久年算是漂泊怕了，在绥德卫靠着点家丁，又从官府租借些银子，算是与政府一同开了家茶馆。

朝廷拿百分之四十的收益，在门口上挂一张贴牌，贴牌上书，公私合营四个大字，虽然算不上公人，但是却没有人敢来茶馆闹事。

但是偷税漏税的事情，也自然是不敢做了，查账的活计是指挥使府里夫人亲自调教的女官，蒙着素纱，带着斗笠，看起来柔柔弱弱的，但是却精通算数，根本就没有人敢得罪。

有了官家庇佑，少了很多麻烦事，东西卖的便宜，范久年又会经营，很受绥德卫的百姓们欢迎。

掌柜的范久年也有本事，借着与官家的关系，开始铺设新店，在神木，府谷，榆林等地都开始建造新店。

不过做人不忘本，他对绥德卫的指挥使李栋可以说心里一万个佩服，一万个恭敬。李栋通过林子知道了范久年的情况，他也没有想到当年一时心软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世人都说，一饮一啄，莫非定数。李栋也慢慢起了爱护的心思。

绥德卫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一点从军制、政制上都有改变，李栋自己也急需让百姓接纳。

世家大族可以用利益引导，但是百姓却很懵懂，很多东西一时半会很难理解，所以政治宣传工作就很重要。

每个平民队都有下设的专人负政策的宣讲，但是毕竟是官面上的人，老百姓朴素的思想里，总是将官人放在自己对立面上，自然不会完全相信他们说的话。

范久年见到李栋的时候，颤巍巍的响给李栋磕头，却被李栋给扶起来。

听了李栋要自己给绥德卫的各种政策做宣传，他立刻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很短的时间内，写出了《绥德卫征战大传》，果然在很短的时间内，经过说书人传唱，起到了很有效的效果。

在思想上开始有意识的影响的同时，李栋还加强了对底层的百姓进行控制。改变大明朝皇权不下县的旧制。

下制规定不论县队，每十户设卫一牌，各家轮流做牌长，十牌设一甲长，甲长有同甲百姓选举。十甲为一保，由队主选定。

每户门口挂一铭牌，写明户主姓名与丁口数目，与户口本对照，每人颁发身份证，没有身份证一律视为流民，战俘、仆人、流民没有身份证，有居住证，不可随意走动，夜不归宿着重罚。

于此同时，李栋还加强了对商户的管理。随着绥德卫武器厂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商户盘踞于此，提供服务，进行贸易，俨然有形成一套产业链的趋势。

同时绥德卫安定的环境，没有苛捐杂税，清明的吏治，对商人的影响，陕西很多商人开始在绥德卫做生意，定居。

虽然市场上开始兴盛，但是不代表李栋对此满意，李栋曾经多次感慨若江南商户皆纳税，则国家没有不平之事。

同时鉴于左光斗之流败类之故事，李栋认为自己非常有必要严格管理商人。

从崇祯四年五月开始，绥德卫开始对商人实施新的管理制度。

雇员七人以下，为个体商户，如个体商户籍，每年缴纳少量的赋税。

雇员八人以上，百人以下为轻商户，每年按营业收入缴纳中层赋税。

雇员百人以上者，为中等商户，每年按照交中等赋税，政府对鼓励行业，进行补贴。

雇员千人以上者，为大商户，每年缴纳高等赋税，由工人组建公会，由政府负责监督。商户年末有参与政府工作会议的权利，有建议权。

李栋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各家商户的不满，在明末商人与士人互相合作，士人是树，商人是根，碰了根，就会迅速回引起连锁反应。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绥德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往日里百姓们随地可见的大白菜都被炒到几十文钱一支。

很多百姓发现，他们往日里购买力十足的白银，却什么都买不到。

接着香油、醋各种生活调料都开始提价，接着便是铁矿，煤矿开始引发了反应。

所有的商人似乎忘记了一个故事，那就是李栋是流寇起家的，流寇最不怕别人跟他讲道理。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讲大明律的时候，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提孔子，那么对不起，他是你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