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旧制，每遇郊礼，大赍四海，下逮行伍，无不沾洽。”（司马光《上神宗乞听宰臣辞免郊赐》）

“天圣以后，兵师、水旱费无常数，三岁一赉军士，出钱百万缗，绸绢百万匹，银三十万两，锦绮、鹿胎、透背、绫罗纱縠合五十万匹，以佐三司。”（《宋史》卷一七九）

在军队中，郊赉的赏赐金额依入伍时间、兵种、驻地而各有不同。其发放的范围和额度，随着祭祀的规模有所增减，但是在北宋和南宋时期是始终存在着的。

据清代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的记载，皇祐四年（1052年），规定禁军、厢军中新兵郊赉为老兵半数。在京排岸司管辖水军，奉化、广牧及开封府界递铺，自指挥使至长行，郊赉级别分为四等，最高七贯，最低二贯。

其二皇室大事的赏赐，宋朝皇室每逢丧喜事，都有赏赐官兵的惯例，遇皇帝登基、皇子出生、皇帝驾崩等重大事件时，官兵都可获得数量不等的钱物。

皇帝登基时按照惯例要大赦天下，大加恩赏。建隆元年（960年），宋太祖发布登基赦，赐宰相、枢密使、诸军校袭衣、犀玉带、鞍马等。“其内外马步兵士，各与第等优给。”（《宋朝事实》卷二）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赐在京班直诸军并诸路驻泊禁军军员衣带有差……赐内直长上诸班缗钱有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

宋朝将皇帝诞日设为诞圣节，并在这一天赐宴百官，赏赐天下。如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孝宗率群臣在德寿宫行庆寿礼，“免贫民丁身钱之半为一百一十余万缗，内外诸军犒赐共一百六十万缗”（《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

其三军功赏赐，这是我国古代长期存在着的，军费开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个朝代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的重要手段。

宋朝战事常年不断，从始至终都在面对与四周各民族的战争，十分重视军功赏赐在保卫领土中的作用，其赏赐的规模和次数远超前朝，赏格标准和军功评价系统也更加详细和完善。

宋朝的军功赏赐在保障军队士气，维系军队战斗力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据《武经总要》记载，宋军出战时多设有“随军赏给库”，为保障战争胜利而施以物质诱惑。将士们为了获得军功和相应的物质收益可以不顾生死，“夫犯强敌，冒白刃，士卒不顾死者，利厚赏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三）。

同时军功赏赐给宋朝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两宋战事不断，军功赏赉花费极大，宋孝宗时仅教阅部队就“凡支犒金银钱帛以巨万计”（《武林旧事》卷二《御教》）。

孝宗继位时心怀大志，锐意进取，曾经力图收复中原，当时的祭酒芮国器上奏，应该先盘算一下目前朝廷的积蓄能够支付多少次犒赏，便可知道财力是否能够支撑北伐作战。结果盘点后得知，府库的财产只够支付十三次犒赏，宋孝宗只得打消用兵的念头。

有此一点可知，在两宋时期军队的犒赏所用掉的金钱，耗费了巨大的国力，与此同时，以上所说的这些还没有计算各种虚报人数，骗取军饷等等。

其五赙赠，赙赠之礼源于周代，指官兵死亡后政府支付给丧家助葬的抚恤金。宋朝的赙赠制度详尽完善，针对军队将士出台了专门的赙赠法。

如庆历二年（1042年）规定“自今阵亡军校无子孙者，赐其家钱，指挥使七万，副指挥使六万，军使、都头、副兵马使、副都头五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