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被光武帝改名为雒阳，因为大汉为火德，所以避水。全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约汉代九里，东西约汉代六里，故称“九六城”全城共设十二个城门。东面三个自北而南为上东门﹑中东门﹑秏门，西面三个自北而南为上西门﹑雍门﹑广阳门，南面四个自东而西为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津门，北面两个个自东至西为谷门﹑夏门。

城内主要大街，都通自城门。大街互相交叉，分隔成二十四段，即为“洛阳二十四街”。大街的宽度约八丈到二十四丈不等，每条大街都分成三路，唯公卿﹑尚书等大臣行中道，一般行人皆行左右。

这些资料黄叙在来到雒阳之前就深深的印在了脑海里，雒阳没有采用宛城的内外城的筑城方式。所以从城墙来看，雒阳的规模并没有宛城大。洛阳城周长三十一里，而宛城的周长接近五十里。但雒阳城内最主要的建筑就是宫殿、皇家园林、三公府邸等行政机构，整座城更像是宛城的内城。城内的达官贵人也只能聚居在步广里和永和里两处。靠近金市的永安坊是商贾平民的聚居之地，寸土寸金，房价十倍于宛城。

雒阳是大汉的行政中枢，整座城都是在为权利中心服务的。宛城是大汉的经济中心，整座城都是为经济民生服务的。所以宛城的外城能居住近二十万人口，而雒阳城内的人口只有数万，除了雒阳城的规模小于宛城之外，最重要的是雒阳的城墙不是保卫平民百姓的。

整座雒阳给予黄叙的感觉非常的不舒服，这里是为几个人服务的，是整个大汉皇权的体现。城内的寸土寸金让平民百姓只能在城外居住，而没有了城墙保护的平民也不会主动保护雒阳城。

黄叙对于董卓焚毁雒阳城恨之入骨，这种强盗作风是华夏国的恶俗。华夏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可是能留给后人瞻仰的遗迹少之又少。前人数百年积累的资本被一把火烧掉，让后世又需要数百年积累才能够重建。这种不断重复建设的模式，消耗掉了华夏人民数千年的时间。华夏人民也在这种不断重建当中耗尽了最后的创新精神，让华夏人民在数千年后依然停留在世界各民族的底层。

更多的无知小民在为自己的收入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数千年前的大汉人民已经是世界上最富强人民。他们不光创造了灿烂的汉文化，他们还享受到了强盛所带来的种种利益。大汉的人民在丝绸之路上所受的待遇不是数千年之后所能比的。

大汉一个护羌校尉就可以管理西域数十国，一个度辽将军就可以让匈奴、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俯首称臣。大汉的一介平民可以耕种百亩土地，年收获粮食三百石以上，他们不光能够养家糊口，他们还能享受富足而悠闲的生活。大汉的平民百姓都让周边的小国无比羡慕，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到大汉，想尽一切办法在此定居。比如黄黎的父亲，就是一个例证。大汉的人民纵然不幸流落在外，他们也会要求自己的孩子能够回归故土。比如董骐的父亲，董骐历尽磨难回到南阳就是为了实现父亲的意愿。

真正来到雒阳城才知道，雒阳城的宏伟城墙就像大汉的外部形象一样。他让人敬畏，但他正在脱离他的人民。光武帝定都雒阳的时候，雒阳城内平民数万户，人口近二十万，可是到如今，雒阳城内的平民十不存一。

张衡所说的“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是空想出来的，黄叙在游历了雒阳城后感慨道。

黄叙虽然在南阳大战中功劳很大，但是对于大汉而言，扫平内乱的功劳要远低于扫平外部叛乱。而作为大汉礼贤下士象征的公车署并不在雒阳城内，大汉的公车署在雒阳城南郊的太学旁边。当然这也是为了方便设置，毕竟公车署接待的人大多数是进入太学学习的。一个国家倾力培养的知识精英孤悬在城门之外，在乱世到来的时候，这些知识精英怎么保护自己都是问题，更何谈保家卫国。黄叙只是到公车署呈文，并不需要在公车署待诏。有毕岚在宫中打理，黄叙受到了特殊照顾。

公车署从汉武帝开始设立，为接待一般应试学士的馆驿，可以任凭学士之流来去，实际上，到了京城的学士也是鱼目混珠，有优有劣，为了求得一官半职，但凭各人的才智和郡国推荐就是了。公车署是个级别比较低的馆驿，常常人头攒动，三教九流，人色不等，吵吵闹闹象一林子的鸟似的。应征之人于公车署等待皇帝任命，曰待诏公车，比较受朝廷优待者，则待诏于金马门或宦者署；个别特受优待者，甚至待诏于宫殿之中。凡待诏人员大都有所专长，或善医，或善琴，或怀治国之术。因待诏非实职，故无正式俸禄，但有一定生活补贴。因此，很多真正的有识之士经常被埋没于公车署，比如，汉武帝初即位，东方朔上书求仕，帝令待诏公车，久不任用，又上书，帝令待诏金马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