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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恭怀 关于父亲的《陈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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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恭怀 关于父亲的《陈述书》

2018-04-15 作者: 牛汉

陈恭怀 关于父亲的《陈述书》

1988年元月16日,父亲不幸去世。Www.Pinwenba.Com 吧

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有一篇1956年他写给中宣部党委和中宣部的《陈述书》的底稿。这对我来说,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从中可以知道很多1955年他被打成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情况。事情过去已经四十多年了,不仅现在的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即便如我,虽然当时就在他的身边,并同他一起经历了以后多年的坎坷,对这一冤案也只是略知一二,而对其全部真相及来龙去脉,仍是如坠迷雾。“丁陈”案件是父亲一生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它不仅带给他超过过去经历的任何痛苦,包括童年时代四处流浪谋生,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后被捕入狱,而且还彻底改变了他以后的命运以致于性格。所以即使他在1980年前后重获改正后,这一事件带给他身体上与精神上的极大痛苦,仍使他难以摆脱,以致于后来他从不提起,也不愿别人在他面前提起它。父亲的最大痛苦在于,他所经受的那些本不该经受的曲解、羞辱、压力和迫害,都是来自自己的同志、领导,和他们的抗争,远比同明火执杖的敌人斗争要复杂困难得多,他只有把这种痛苦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这样一来,我们若想从他嘴里了解事件的经过.也就完全没有了可能。因此,《陈述书》的发现就成为我们了解“丁陈”案件的情况的唯一可信的材料。

循着这条线索,后来我采访了一些知情人,又陆续读到一些当事人的有关回忆文章与书籍,特别是一些偶然也必然得到的珍贵的原始资料,如1957年秦兆阳给邵荃麟同志的两封信(见《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二期)等等,才逐渐知道了一些原委。

所谓“丁陈”问题,发生在1955年作协机关的“肃反”运动中,丁,即丁玲。陈,即我的父亲陈企霞。从1949年《文艺报》创刊后,两人曾一起担任该刊的主要负责人。据说,他们都不是当时文艺界领导人、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党组书记周扬所喜爱的人。

解放初期的文艺界,尽管有当年解放区文艺创作的雄厚基础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指引,但是,一方面在文艺理论和批评上深受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及批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从《文艺报》创刊到1955年前后,文艺界上层领导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直是相当激烈的,抗战以前文艺界在上海的矛盾也不时重新流露。《文艺报》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和批评的阵地,自然就成为矛盾的焦点。所以《文艺报》的工作就不断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指责。

“丁陈”问题的发难,是从追查一封匿名信,追查丁玲与胡风有关“反革命关系”及康濯同志“揭发”丁、陈反党问题开始的,这封匿名信向中央反映了对作协党组某些人在处理《文艺报》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有关领导不是花力气去研究信中反映的问题真实与否,如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追查写信人是谁。我父亲与胡风没有关系。康濯的揭发信,当时只有三几位领导人看过,至今没有公开,无法得到其具体内容。如此,一时间,在作协及所属机关,特别是《文艺报》编辑部就大会小会不断,开始了全面“围剿”。

林默涵同志(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来到《文艺报》编辑部,“征求”大家对陈企霞同志的意见。大家开始不摸底,纷纷反映陈企霞如何领导有方,如何勤奋肯干。林顿时拉下脸来,勃然大怒: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他评功摆好的!人们不知所措,只好提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

从这里打不开缺口,他们又打算从历史上找父亲的问题。

作协某领导人带着何路同志(作协人事室主任)等人到上海与南京,想从南京军区某部部长丁公量处抓到上海市公安局关押的“托派分子”翁涛与陈企霞之间的反革命关系的证据。丁公量没能提供出什么可以作为罪状的材料(延安审查干部时,陈企霞曾交待个人与翁涛认识,但个人不是托派,请组织审查),作协某领导人大为不满,就向上海公安局打报告说,丁公量私自向陈企霞透露机密……这以后,作协前后召开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加紧揭发所谓“丁陈”问题的罪证与批斗“丁陈”的反党罪行,同时又通过莫须有的罪状将陈企霞逮捕。当时,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组员有周扬等人。周扬因中宣部“肃反”领导小组(组长为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副组长为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认为逮捕陈企霞理由不足,不同意逮捕陈企霞,乃以作协“肃反”领导小组(组长刘白羽)名义,径报中央肃反领导小组,将陈企霞逮捕审查,至使陈不能参加后半截批斗“丁陈”的会议。作协肃反小组向中央肃反领导小组报告的陈企霞的反革命罪行是什么呢?是1957年6月14日秦兆阳给邵荃麟的信中所说的“何路曾到南京调查陈企霞的材料,回来后,刘白羽同志把一些本来不是确切可靠的材料当成可靠的材料加以运用。”(见《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二期《秦兆阳给邵荃麟同志的两封信》)何路说的是什么材料呢?原来是说丁公量利用职权,个人提审翁涛,不让翁涛交待陈企霞与丁公量是托派。天哪!

南京军区写的证明材料,明确提出根本没有此事。人们不禁要问,这材料究竟是怎么出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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