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在未仕期间，大多在故乡高邮居家耕读，为科举做准备。然而亦时常游历于江淮吴楚之间，徜徉于山光水色之中。在这段期间秦观的主要出游地有二：一为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秦观同孙莘老、参寥子游访漳南老人于历阳惠济院，浴汤泉，游龙洞山。又往乌江拜谒项羽墓，极尽山水名胜。此次出游共赋得诗词三十余首，并作《汤泉赋》一篇，以记途踪。二为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秦观前往越州省亲，适逢苏轼自徐州徙往湖州，于是便乘苏轼官船一同南下。途经无锡，与苏轼同游惠山，又经吴兴，泊西观音院，同访诸寺。端午过后，遂别苏轼赴越，中秋时，与参寥子、辩才法师同游龙井，其后又与郡守程公辟游玩鉴湖、拜谒禹庙，相得甚欢。直至岁末年关家书催归，秦观始依依不舍的乘船北上。写下著名的《满庭芳》（山抹微云）来描述离别情意，透露出对此段漫游岁月美好的缱绻不舍。

“学而优则仕”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秦观亦不例外，然而秦观的科举征途却屡遭挫折。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秦观第一次参加科举应试，却是抱著满满的期望换来落第的命运，于是他便马上“杜门却扫，日以诗书自娱”，可见这一失败，对他而言，是精神上的打击。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秦观再次应试，却依旧名落孙山。科举的接连失利，使得秦观心境更加忧愁悲郁。他因此只好改变态度，学习时文并向时人投献诗文，望获举荐。“功夫终不负有心人”，秦观在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参加第三次科举考试，终于成功考取进士，踏上其同样屡遭挫折的十年仕宦之途。

当时的朋党倾轧是北宋政治上的大难题，更是令朝廷不安的一大乱源。秦观入仕之时，适逢北宋朋党斗争日益激烈之际。秦观于此亦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无法自拔。元丰八年（1085年），秦观登科以后，任定海主簿及蔡州教授。因其亲附苏轼，被视为“旧党”，从此党争的迫害便从未间断。元佑二年（1087年）苏轼、鲜于侁，共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无奈却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诬告。元佑五年（1090年）方由范引纯引荐，得以回京任秘书省正字。元佑六年又因“洛党”贾易诋其“不检”而罢去正字。接二连三的政治迫害，使得秦观大受打击，对政治开始灰心，且有退隐之意。元佑七年（1092年），秦观授左宣德郎，又由秘书省正字，左迁国院编修官，参修《神宗实录》，甚得恩宠。数月之间，拔擢连连。此三年亦为秦观仕宦期间最顺遂的时候。宦达未久，元佑九年（1094年）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新党”之人相继还朝，“旧党”之人则连遭罢黜，秦观历时七年的贬谪生涯从此开始。

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政局瞬变，“旧党”出京。秦观作为“旧党”核心人物，亦在所难免。秦观首先被贬为杭州通判，因御史刘拯告他重修《神宗实录》时，随意增损，诋毁先帝。因而在前往杭州途中又贬至处州任监酒税。在处州任职之时，秦观学佛以遣愁闷，常与佛寺僧人谈佛聊禅，并为僧人抄写经文。他的词作《千秋岁》在回忆当年盛会时，抒发了很深的感慨与愁情：“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无奈小人诬陷，状告秦观私撰佛书，便又因此获罪。《宋史.文苑传》云：“使者承风望指，伺候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削秩是将所有的官职同封号除掉，是宋朝对士大夫最严重的惩罚。贬黜南蛮时，秦观心情悲怅，早已绝了希冀，便作《踏莎行》词。虽将《千秋岁》的直抒换为比兴，没有“愁如海”之类的字眼，然而内心深处却依然郁结难解：“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秦观方至郴州又移至横州编管，元符元年（1098年），移迁雷州编管。眼望离京师越来越远，归乡无期，秦观自赋挽词。此词道尽心中凄苦，叫人心生悲惋。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政坛局势变动，迁臣多被召回。秦观也复命宣德郎，放还横州。一代文人，命运竟是如此的坎坷曲折，最后竟死在荒蛮之地，令人无限感慨。

秦秦观是北宋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秦秦观时，习惯上总是把他与婉约词联系在一起，却较少提及他的诗，更少论及他的文。其实，在秦秦观现存的所有作品中，词只有三卷100多首，而诗有十四卷430多首，文则达三十卷共250多篇，诗文相加，其篇幅远远超过词若干倍。如果只论其词，而不论其诗其文，尤其是不论其策论，不仅有失偏颇，而且也评不出一个完整的秦秦观。

秦秦观的策论共有50篇，其中进策30篇，进论20篇。认真分析这些策论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这些文章大都能紧扣当时的社会现实，较少作书生之空谈。这一方面与当时制科之文的要求有关，一方面也与其业师苏东坡的鼓励与点拨有关。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创作的成就颇高，他的鼓励与点拨当然是经验之谈。

策论是古代的一种特有文体，相当于现代的政论文，是臣向君提出的有关国事、朝政的意见和建议。它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帝王，因而在写作上不能长篇大论地泛泛而谈，篇幅要短，立论要明，论据要足，说理要透。既要注意一事一议、深入浅出，更要注意言而有理，言而有据，言而有序。统观秦秦观所写的策论，基本上达到了以上几点要求，特别在引古证今、说理透彻方面更是无懈可击。

先秦诸子百家的散文和后来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大都讲究运用“整句”铺陈排比，让人读起来感到有一股气势扑面而来，很有震撼力。秦秦观在饱读大量经典散文的过程中，对散文中如何运用铺陈排比心领神会，加之他青少年时也写过《浮山堰赋》《黄楼赋》《汤泉赋》《郭子仪单骑见虏赋》《和渊明归去来辞》等，特别是为纪念苏东坡在徐州抗洪成功所写的《黄楼赋》就很得苏东坡的赏识，认为这篇赋“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他把赋中运用得驾轻就熟的铺陈排比又运用到策论中来，就使文章更加气足神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