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孙先生经北京名中医陆仲安、施今墨等治疗，服用多付中药，病情不见好转。

孙中山精通医术，明白自己的病情已恶化，但他以超人毅力强忍病痛，每天坚持阅读报纸，关注着时局变化，后来自己不能读了，就由宋庆龄读给他听。

这段时间，在精神还不错的情况下，孙中山经常和薛林聊聊天，给薛林讲讲列宁的故事，同时叮嘱薛林：“一定要好好报效国家，中华民族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一代了。”并把自己签名的《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二书送给薛林。

每次薛林出了孙先生房间都眼含热泪，立志要为中国的革命奉献一生。

宋庆龄在孙中山病榻前日夜服侍，从不离开，几乎没有正常睡过觉。全国各地人民都关心着孙先生的病情，每天不分昼夜都有许多群众和中外记者围在住宅外等候消息。

孙先生病情日益恶化，3月11日上午，孙中山签了“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政府遗书”。

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

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

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的，但是，因为听见宋庆龄在邻室悲泣，他不忍心让宋庆龄伤心，这天就没在遗嘱上签字。直到1925年3月11日凌晨一时，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遗嘱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

孙中山《政治遗嘱》的全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先生一生奔走革命，真正做到鞠躬尽瘁，他临终时遗留下的私产，除了衣物书籍外，只有一幢南美华侨赠送给他的上海住宅（即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他的《家事遗嘱》写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衣物书籍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成长，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先生晚年得到苏联的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他很大的鼓舞，他亲自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这份遗书的中文译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正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也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逸仙（签字）”

三份医嘱写的情真意切，字字呕心沥血。

11日晚，孙先生陷入昏迷状态。清晨弥留之际，孙中山断断续续地轻声呼着“和平……奋斗……救中国”。

薛林、钱壮和汪精卫等人彻夜守在门外，内心伤心不已。

紫菱在这一夜一直陪在薛林身边，这一夜大家都格外沉默，钱壮坐不住，经常走来走去，薛林则在凳子上坐着，沉默不语，紫菱也坐在薛林身旁，就这么坐着，时而紫菱歪过头看看薛林。

大家都不愿意听到的消息还是传来了。

这位民国伟人的生命在这一天走到了终点。

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一代伟人孙中山逝世，享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