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血色狂飙

2018-04-14 作者： 灰杜鹃

第六章 血色狂飙

卢惠文很快适应了新的身份，有板有眼地备课、授课。没有图书馆，只有自己想办法到处查资料，补充最新的西方思想。但是，她没有想到，她的从教生涯还没有维持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血色的狂飙到来了——

这是1935年的秋天，国民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要和日本政府搞“防共自治运动”。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场学生运动，几千个大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打倒日本狗！”然而，政府不仅拒绝和学生沟通，而且警察还打开高压水龙头，将冰冷的水柱喷射在学生们身上，接着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游行队伍被打散，三十多人被捕，百余人受伤。

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引起社会强烈震动。

卢惠文按王正觉的安排，组织中国公学的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罢课、游行，声援北平学生。那个阴风惨惨的日子里，几所大学的游行队伍相约汇在一起，走向上海市政府，喊着北平学生们呼过的口号，向政府请愿。中国公学的人少，激情并不比其他学校的人小。队伍还没有行到市政府，突然从四周冲出几群警察，挥舞着警棍向队伍冲过来。学生们仍在高呼反日口号，不愿退让。走在前面的几个学生的头部连挨几棍，小林子已倒在血泊中，警察从他身上踩过，继续舞着警棍。她想去拉他，却被人群挤倒在地，然后被几个警察戴上手铐，像扔麻袋一样扔上囚车……

四肢的酸痛时时提醒着她，这是一个白色恐怖的时代；内心的悲愤时时告诫着她，这是一个血色献身的时代。在警察局里，她坐在一根孤伶伶的凳子上，尽量伸展一下被拧得麻木的手臂，冷冷地看着审讯桌前的两个警察。坐在桌子中间的胖警察用轻蔑的语气审问道：“是谁指使你上街闹事的？”

卢惠文昂首答道：“我搞学潮，没人指使。国家危亡，学生们应该为抗日做点事。”

胖警察又厉声问道：“你是共党？”

卢惠文冷冷地回答：“不是，我没见过共党是什么样子的。”她知道，如果警察认定她是**员，那么她将永远出不去。

胖警察继续追问：“跟你一起进来的那些人谁是**？”

卢惠文装出一丝惊讶：“他们是**吗？如果我知道他们是**，就不会和他们一起搞学潮了。”

胖警察拍着桌子：“你为什么不好好教书？要搞学潮？”

“学潮”是一个含糊的词，又是一个单纯的词，警察接受了这个说法，她暗自高兴。她不紧不慢地说道：“教学生爱国，是为人师的本份。”

胖警察面露凶光，吼道：“谁是你的上级？”

“校长。”她静静地答道。

“我问的是，是谁指使你上街的？”

“是我自己。”

胖警察失去了耐心，站了起来，把帽子往桌上一甩，手一挥：“嘴硬？上刑！”旁边的瘦警察阴阳怪气地念道：“人是贱虫，不打不行。”

几只男人的手钳住她的双臂，把她从凳子上拖起来，粗暴地绑在木桩上，然后皮鞭落在了她的身上，撕开了衣服，撕裂着皮肤。她闭上眼，咬紧牙，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着：我的心已经死过一回，现在就当我死了好了。牙咬到后来，她昏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昏暗的世界慢慢有了几点金星。她开始看到几丝光，感到了四肢撕裂的痛。她醒了过来，躯体还挂在木桩上。

旁边一个打手抽着烟，说：“这女人，要是再年轻点，可以送到窑子里去。”那个胖子说：“送窑子才几个钱？如果她是**，那我们就发了！”瘦子馋笑道：“那个赏钱——啧啧！”胖子也抽着烟：“甭管她是不是**，都是政治犯，要押往南京，都得看紧了！”打手连说：“是是。”

卢惠文假装继续昏厥，直到被放下木桩，拖进一间小屋子。

卢惠文躺在窄窄的木板床上，忍着疼痛，不敢乱动。她试着动了动，四肢都能动，疼在皮肤。还好只是皮外伤，慢慢会好的。

铁窗外是乌云，铁窗内是黑的墙、黑的地、黑的床、黑的衣、黑的血迹。屋里有几个女难友，有个躺在床上呻吟，有个坐在那里发呆，有个在一旁昏睡。她们都是外校的学生，都被这个黑暗的世界笼罩着。

这一切好像来得很突然，她要好好想一想。她微闭双眼，回想起自己加入**的过程——

那是一个霞光映照的秋晚，她身着姐姐送的青花素色旗袍，手拿一本杂志，静静地走进王正觉的房间，关好门。王正觉像往常一样招呼她，而她并没有回话，只是坐下来，理一理衣襟，说：“我今天想给您读一篇文章，您只管听——

我看见一座大楼。正面一道窄门敞开。门里一片阴森的黑暗。高高的门槛前站着一位姑娘……望不透的黑暗中散发着寒气，随着寒气，从大楼里传来一个慢吞吞的、不响亮的声音：‘啊，你要跨进这道门槛来，想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我知道。’姑娘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要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这些痛苦，这些打击，不仅来自你的敌人，而且来自你的的亲戚，你的朋友？’

‘是……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我也要忍受。’

‘好。你准备牺牲吗？’

‘是。’

‘你准备着无名的牺牲吗？你会灭亡——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人会尊敬地怀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怜悯。我也不需要名声。’

‘你还准备犯罪？’

姑娘埋下了头……‘我也准备去犯罪。’

声音停了一会儿。过后又问下去：‘你知道吗，’那声音最后说，‘将来你会不再相信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认为自己受了骗，白白地毁了你年轻的生命？’

‘这我也知道。然而我还是要进来。’”

卢惠文的声音舒缓而坚定，表情沉静。她把杂志递给王正觉，眼睛郑重地看着他：“下面一句该您读了。”

王正觉早已坐在了对面，冷静地看着卢惠文，他接过杂志，瞟了一眼，下面有三个字“进来吧”，心里就明白了。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合上杂志，抬眼说了一句：“进来吧！”

卢惠文依然沉静地说：“谢谢您。”

王正觉放下杂志：“中国的革命可能比当年的俄国更加残酷。”

“鲁迅先生说：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我准备接受这一切。”

“好。我知道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也是一个坚强的人，我愿意介绍你加入我们的组织。”王正觉的话很轻，但很坚定，眼光深邃而热情，“中国的白色恐怖比当年的俄国更加严重，中国**目前仍处于地下状态。在你的同学中只有你知道我的身份，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密！”

卢惠文静静地点点头：“嗯，我会的。只要能砸烂这个旧世界，让赤色的旗帜飞扬，我什么都能做，什么都不怕！”声音不大，字字如铁。电灯亮了起来，屋里比外面亮堂多了。

不久，在一个夜晚，租界的街上电灯、汽灯纷纷亮起，人流不断。一间偏僻的小屋里，紧闭的窗户把喧嚣挡在外面，卢惠文举起右手，在党旗下读着誓词。看着墙上那面枕头一样大小的红色旗帜，她好像看到了最明亮的曙光；上面画着镰刀斧头，有着锋利的尖，好像要刺破这紧闭的门窗；大红的底色好像要照亮屋外的黑暗。

王正觉告诉她，她的主要工作是在校内组织学生运动，向学生宣传**的主张。仅仅过了两个月，血的考验就到来了。

后来警察又提审了几次，他们并不在意游行组织的事情，他们只关心一个问题：谁是**？对于卢惠文来讲，眼前没有任何退路，只能咬牙坚持原供，忍受一切。警察最终没问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只好作罢。

这一批政治犯被单独关押，女犯不多，就这一间牢房。又有人抬了进来，满身鞭痕；那个天天呻吟的人被拉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夜晚降临，却看不到繁星，饥肠咕咕，抵不过思虑重重——几个孩子过得怎么样了？不知道。女儿能不能摆脱自己这样的不幸命运，等到民主自由的曙光？不知道。那个废物丈夫死了没有？不知道。母亲会不会知道自己关在牢里？不知道。一切的痛苦都源自这个**的政府、黑暗的社会！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不知道。作为一般政治犯，大概不至于死，能判几年呢？

朦胧之中，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一年自己生老大。她躺在床上微微扭动着身躯，咬着牙齿，撕心裂肺地喊，双手把垫棉絮都抓破了。接生婆在旁边不紧不慢地念着什么，婆婆在门口皱着眉，叫她别喊了，说谁都这么过来的。后来，她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然后听到一声稚嫩的哭声。长子落地以后，她好像死了一般，一动不动地躺了一天。后来，生老二、老三、老四的时候就好些了。生女儿时最顺，女儿一落地就睁着圆圆的眼睛，水灵灵的，不哭，只看着母亲。现在呢？现在女儿正张着小嘴，哇哇哭喊着，到处找妈妈，她找不到妈妈，越哭越厉害……

她伸手去搂女儿，只拉到一截破棉絮，什么也没有。她睁开眼，擦擦眼角的泪，看着这个黑暗的世界。回想起在中国公学的日子，那是她今生最留恋的时光，那些西学，那些被禁的书，那些争论，还有先生的引导。听新进来的难友讲，经过这场学潮，公学的学生人数减到了只剩几十人。国民政府对外一味妥协，对内强权**，真的没救了；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实在可恶可恨……

年底了，街上的小摊摆满黄橙橙的蜜桔，诱惑着放学的孩子们，有南昌产的，也有南丰、吉安等外地产的。寒风中，竹筐里盛满金黄的蜜桔，那么滋润，竹筐旁是桔农们枯黄的脸、干裂的手，两相对照，煞是惊心。吉永清背着书包，在摊前流连了一阵，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又一阵寒风吹来，他缩着脖子，快速走开，走过辉煌的行营和银行大楼，回到舅舅家。

走过舅舅的房门口，门没关，听到里面一声拍桌子的声音，然后是舅母的声音：“哎呀，这些学生胆子真大呀，敢跟政府作对。”

吉永清停了下来，看到舅舅在屋里来回走动。迟疑之间，听到舅舅喊他：“永清，你来看今天的报纸。”

吉永清走进了屋，见舅舅指着桌上的一份报纸说：“你读读这篇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