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多才好学,室名“夜识斋” ,尤工于书法,笔意苍劲, 法度谨严,间作山水。其诗词也经常得林则徐指点。最为有名的一次,是沈葆桢书咏月诗一首, 请林公过目,其中两句曰“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 颇显自傲。林则徐看后改成“一钩已足明天下, 何况清辉满十分”。林公的谦虚进取之心跃然纸上, 令沈葆桢佩服不已。
沈葆桢与妻感情甚笃,从其贫穷之时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两口曾相伴赴京赶考。后来,沈葆桢中进士, 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还是过着贫穷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时的沈葆桢, 身无分文,向人“ 挪川费百金”,是借的盘缠。至省城后, 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 他为此发出了“屋价之贵, 可谓极矣”的感叹! 但接着他又借200 两银子寄给妻子。在房价飞涨上天的今日,时人对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桢安顿就绪, 书写长信一封,其后附长诗一首, 表达对爱情的忠贞。诗中写道:“忽闻犬吠便心惊, 望眼如穿万里程。一穗残灯人不寐,夜深独自听车声。生生世世许同心, 一刻体谅十万金。身似鸳鸯分不得,寒宵况是病中荼。……别来新梦太分明, 说与君知君莫惊。君处春来又春去,人间天上几书生。”
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沈葆桢,以事业的拼搏,回报生活。此后, 沈葆桢因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获军功,而被曾国藩推荐, 并于同治元年(1862年)擢升江西巡抚,操办军务。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 清廷赏授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和头品顶戴。经左宗棠推荐,同治六年(1867年)沈葆桢任船政大臣,光绪元年(1875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达到事业的顶峰。
对船政事业,沈葆桢坚持“主权在我”的原则。认为“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船政局聘用了不少洋员、洋匠及教师。对待这些洋人,在经济上船政局给其优厚待遇,在政治上却是寸权不让,坚决奉行“权操自我”的政策。沈葆桢对洋人赏罚分明,不仅论功行赏,也量过行罚。对不服从领导者予以开除,令其回国。
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十日,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在全体船政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马尾船政局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完工下水。该船系木壳蒸汽轮船,船身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浆推进,备有风帆助力,航速10节。九月二十五日,沈葆桢登船试航试炮成功,标志着历经艰辛的中国近代海防工业,开始起步。总之,沈葆桢在船政创办之初,面对新兴的事业,面对西方列强与顽固守旧派种种干扰,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排除一个又一个障碍,在坎坷的近代工业化道路上前进 。
沈葆桢认识到办好船政的关键在于“格致”。“格致”是科学在中国的古称,即“格物致知”。重视“格致”,也就是重视科技。为了引起人们对科技的普遍重视,他在船厂大衙两旁题写了一幅醒目的楹联:“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他主张废武科而另设算科,他强调“西法虽千头万绪,要权舆于算学。”他已知道数学是开启科学的一**宝。沈葆桢为首的洋务派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具有重大的社会功能,只有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能造出坚船利炮,才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不齿技艺,鄙视技艺,到办学堂学习技艺,这是育才思想的根本转变,是中国人在教育近代化历程上迈开的重要一步。
高度重视实践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沈葆桢认为,人才的培养既要重视理论的学习,更应重视实践的作用,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出自学堂者,则未敢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即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
认识到留学的重要性,提出“留洋育才”的思想:沈葆桢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掌握近代科技知识的优秀人才很重要,一方面要在国内办学,另一方面更要留学外洋,直接到国外去学习,“将窥其精徵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船政学堂学生在已有的基础上,再到欧洲深入系统地学习相关知识技能,必能深悉要义、精益求精,“涉历欧洲,开扩耳目,既可以印此旧学,又可以增长心思”。
光绪五年(1879年),沈葆桢在江宁病逝于任上,享年59岁。谥文肃,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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