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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一份改变世界的外交陈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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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礼国的这种狡辩,即使是连新任香港总督兼驻中国公使文翰(SamuelGeorgeBonham)也承认:“我不能不认为这几个传教士到青浦去已经超过中英两国官吏所规定的限止,上海的英侨现在有权利白天去外面漫步,而晚上一定要回到家里。青浦离开上海30英里,所以传教士以为如果他们不受人阻止的话,他们当天是可以回来的,这种说法是毫无理由的。”

那就是他们一天的行走就是九十六华里了。如果这样走几天,那还不把几位传教士给走废了。

关于派兵闯入长江,去南京要挟两江总督是否违反规定,阿礼国指出:“在中国和美、法签订条约中的第四条,作如此规定:中国政府承认外国领事有向各级官员控告地方官之权。”

根据《中法黄埔条约》第四条的规定是:“倘有不平之事,该领事等官迳赴总理五口大臣处控诉,如无总理五口大臣,即申诉省垣大宪,为之详细查明,秉公处理”。而实际上,此款“系因钦差大臣并非常设之官,各该夷遇有事件无可控诉而设。现在钦差大臣关防系两广总督兼管,仍有总理五口大臣,该夷遇有控诉事件,应令遵照原定条约,赴总理五口大臣处申诉,不准前赴各处省垣控告”

阿礼国要求咸龄给予完全的赔偿、惩凶,咸龄则以“斗殴细故,不足深诘”将其驳回。阿礼国恼羞成怒,竟当场“语侵观察,适持长枋折叠扇在手,乃以扇拍观察之首而击之”,对咸龄大加侮辱。咸龄异常愤怒,拂衣而入,并对上海县令金咸说,“执民以媚夷,吾不为也。

奕詝读到这里,才发现原来满人里面也是有硬骨头的,因此,他通过这件事也就把咸龄记在了心里。

由于当时没有一艘英**舰停泊在港,阿礼国一连几天都没有下手。但是当装有十六门炮的“奇尔特”号和装有十二门炮的“爱司匹格尔”号这两艘双桅军舰开到上海港,阿礼国当即决定,利用这些船的威力来达到他的目的,杀一儆百。

二月九日,他向咸龄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48小时以内,不能把10个“祸首”解到上海来审问,他将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同时,他命令所有英国船停付关税。十日,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咸龄只好转请法、美、比三国领事从中斡旋,要求阿礼国延长10天,但他们与阿礼国沆瀣一气,拒绝了咸龄的要求,只是答应将期限延长24小时。

当延长的24小时到期后,阿礼国立即下令“奇尔特”号驶进黄浦江,停泊在沙船下游河中央最有效的封锁位置上,横阻住此次海运漕粮的沙船851只,包括漕粮1083115石余。咸龄命令沙船分批绕过英**舰,阿礼国发现后,竟进行战争威胁,他再次照会咸龄:“请把主犯带至上海在英国官吏面前受惩罚,粮船不能过去。如果偷渡的话,英**舰要开火。等到案件圆满解决,我将收回命令。”在阿礼国的命令下,“奇尔特”号果然开炮轰击强行通过的沙船,将急于北上的船队堵在黄浦江内。这次英国封锁上海港实际长达14天之久,阿礼国还把扣留的关税“归还英侨”。

奕詝督导这里,就对卫**的海军发展非常不满了。通过一艘小小的炮舰就可以封锁长江,奕詝感受到无边的屈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星沅接待了来自阿礼国的“伸冤”副使。

二、李星沅的办法

李星沅是在二月十八日收到上海道的禀报,得知阿礼国“借端咆哮”,声言“阻挡运船,并敢出示黄浦,恐吓船户,实堪痛恨”,且派人前来“投诉”

(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接到报告后,李星沅于二十四日即与江苏巡抚陆建瀛会商,派署江苏臬司倪良燿、候补道吴健彰驰赴上海查办,飞饬沿江各县严密防范,晓谕居民毋庸惊慌,并派较为熟悉西方情况的京口右营游击陈柏龄、署高资营都司张攀龙、镇江府知府沈濂,由长江出发,相机拦截。

李星沅对于前来投诉的罗伯逊等人的处理方式,相当可笑。早在两年前,他从属下口中得知,英**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占地盘均为长江南岸,其原因是由于江北岸“芦苇多、港汊多”,英国兵船吃水丈余,不敢冒险。为防止突发事件,李星沅决定在“水宽而浅”的泖湖修筑工事,但因为“斜塘水面宽而底深,施功较难,不如预备拦路口为便捷,据云斜塘为由黄浦入泖湖要口,拦路为由泖湖入澱浦要口,斜塘未堵,恐夷船驶入,各口难防,且径至嘉善亦苏省后路也。或两口均设备,或在斜塘内九里福田寺施工亦可。”

(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一年后,当他和江苏巡抚陆建瀛到宝带桥视察时,见当地“湖口一片荒烟,水草隐见,萦回曲折,非夷船驰骋所宜”(二十七年八月廿五日),自认为发现了对付英国人的好办法。所以,此次李鸿章力图引导罗伯逊等人走这条水道。

奕詝这时对李星沅的做法嗤之以鼻,不过,对他的爱国之情还是大加赞赏的,这个“因地制宜”他是活学活用了,可是,他根本没有考虑到炮舰不靠人力啊

当然,对于这一点,李星沅还颇为自得。他对道光皇帝奏称:“英夷此次来控诉船小力单,江路袤延,原不难扼要阻遏。但既籍称条约,倘必勉强止之,恐彼得以有词,转生枝节,故坦然示以不疑,惟密饬游击陈柏龄等导领为由,沿路引之入浅,使彼节节阻滞,所浅之处,必有柴草停泊,以为疑兵,其沿江炮堤官兵,并不戎装排列,各守各地,若见若隐,该夷颇有戒心,时以江路难行为言,或可潜消妄念。”道光帝深以为然,大加赞赏,朱批:“甚是。”(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李星沅折)

奕詝的这位便宜皇阿玛竟然也认同了,奕詝只好无语了。

二月二十三日,据陈伯龄禀报,已经见过英国副领事罗伯逊、都司甘弼、译官通事巴夏里等人,“查系双桅小船一只,并无后继之船,于二月十六日从上海开行,先将船上炮门封闭,炮位横置船内,自副领事罗伯逊等下至舵工水手共50余人,沿途概禁登岸,不与民人交接”(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下午,罗伯逊等人入观音门内河,因为吃水太浅退出,仍走外江,夜至下关寄达碇。陈柏龄等告以“省垣大宪已委司道前往查办,获犯多名,解赴上海,此时案必完结,即有呈件,亦可代投,令其即速返棹”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但巴夏里坚称,因奉阿礼国所委,若不面见总督,必被谴责,况彼此久经和好,此番“孤船伸冤,沿江炮堤官兵亦断不肯轰击”,坚欲前进。双方相持竟日,因江路节节浅阻,于第二天到达南京城之八字沟。

李星沅认为罗伯逊等人之要求会面,“但意在给以体面,颇以宾主为词,必欲来署请安”,果如无他要挟,“尚非不了之局也”(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所以答应了会面的请求。

二十七日的会面,李星沅在日记中做了详细的描述:“夷目副领事罗伯逊、翻译官巴夏里、水师都司甘弼及守备都赐管科钱粮吕懿使、千总王伯里均至仪门下轿。予迎至暖阁后,略一举手,众夷皆脱帽以手摸额即叩头意。至花厅予偕领事正坐,译官旁坐,交出该国上海领事官阿礼国伸陈一件、钞单十件,文理估屈,大意谓青浦水手逞凶,咸道不办,因照廿四年佛夷通商条约,遇有不平之事,如无总理五口大臣之处即申诉省垣大宪查办,求委藩司大员前去,当谕以藩司管库难出省,或委首道一行,而巴夏里坚请必欲大于道台者,盖咸道阶之厉也。给以茶酒菜果,酋意颇欣然,四刻始去。”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按照英方的要求,二十八日,李星沅须到英船上回访,以表礼尚往来。但因二十八日风雨大作,只得推迟至第二天。二十九日中午,李星沅出城,巴夏里至红船迎候,即命开往到会船,“众酋延至一房,杯盘罗列,尊予上坐,各献茶酒,酒有红白二种,白者味甜,红者味烈,皆清香,予食葡萄少许,酒数口即行,仍鸣炮作列队送”。

同时,巴夏里等人陪送李星沅至静海寺,并提议“有小官愿观报恩寺塔,亦谕陈伯龄、张攀龙押护同往,塔在聚宝门外,二十二年夷酋皆往游,巴夏里闻允所请颇悦服,故云南边民商大不安,若北边再相仇杀如何是好?但得两司严查晓谕,远人日久相安甚不愿滋事。予开诚晓譬,告以两平则两安,不可以小失大,二酋似能领会,复除帽作敬别状。

并云有大人在两江,必为我们作主,保无他虑,此番德意非止一船人感激,将来传至本国皆知两江有好大人也。”对于这种赞许,李星沅深为得意:“此时驭夷之法惟有羁縻勿绝,示以诚信使不疑,而首府力言藩司不可行,然则如何乃可行耶!”

原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不料第二天当巴夏里等一行13人前往报恩寺参观时,“观者数万,竟有投石致伤该酋并伤陈游击、张攀龙、李恒清之事”。李星沅闻讯大骇,当即抓获14名平民,答应“明早枷示河干”。巴夏里本欲“候此案审办再行回棹”,但为表示不肯为难,故尔允诺一面开船,一面办案,“但须办定请行知该国领事”三月初一日,巴夏里等人“见人犯枷示”后起航,仍由陈伯龄、张攀龙两人护送。到初三日,陪送的张攀龙已由镇江返回,“据云船上人皆欣然,惟巴夏里坚请办案,知照阿领事,似不得于中者”(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随着罗伯逊等人的退回上海,青浦教案最重要的交涉部分,宣告结束。

这一篇很直白的外交陈情表在十九世纪中晚期的中国式很多的,可是,它却催生了奕詝改变了民族的复兴方式,使其不在只注重陆军的发展,海军也走上日程,而且,由此空军也由此走到了世界的前列,领先了世界于半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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