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道：“今天我们就成了生死兄弟，你为共和出大力了，共和成功了的记你一大功！”

黑子谈谈一笑道：“这我倒没想，我想都是我们如何安全到对岸，把你太太平平地送到你要去的地方。”

李吉想，今天去对岸太重要了，一是了解新军起义确定何时，是不是明天，二是还有营救三英雄的事情，只有各方面齐出力，他们三人才有希望活命。李吉知道刘复基对革命的重要，自1911年1月30日，两湖革命党人以团拜为名，在黄鹤楼召开了新军代表大会，决定将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由蒋翊武任文学社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3月15日，文学社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正式代表会议，除詹大悲等少数报界人士外，几乎全是士兵。由于蒋翊武、刘复基的共同努力，他们两人所在的第四十一标成为革命的策源地。到武昌首义前夕，文学社已发展3000多人人社，是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

李吉回想起1911年4月27日发生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吏加强防范，不少革命党人也因失败而产生悲观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刘复基请长假离开部队，不顾个人安危，匿居武昌阅马厂文昌阁，每日轮流往来于各标营，了解情况，传递信息，互通情报，使新军战士革命精神更加振奋，革命意志更加坚强。5月10日，文学社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再次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在小朝街85号张廷辅寓所楼上设立总机关，刘复基被推驻社办公。会后，刘复基离开军营，进驻小朝街总机关，专事文学社的组织领导工作。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新军士兵则爱报如珠。7月26日，《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著名时评。8月1日，鄂督瑞徵以《大江报》“扰害治安”的罪名，将其查封；经理詹大悲，主编何海鸣亦遭逮捕。外间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新军中文学社社员跃跃欲试，刘复基星夜驰赴各标营告诫士兵务必谨慎从事，不可无组织行动。他反复叮咛说：“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期之将至。对非社员之态度宜温和，使感情融洽，万勿树敌，此于本社前途关系重大，各同志其特别注意焉！”在革命形势遭受严重挫折后，两湖革命党人又很快度过了难关。9月8日，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各州、县相继起义，全川震动。湖北当局将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又下令调动部分标营至邵阳、岳州、宜昌、襄阳等地驻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文学社社长蒋翊武、重要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将随营启程，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人们议论纷纷。刘复基召开文学社紧急代表会议，号召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这一危局。一旦武昌首义，分驻各处同志如能迅速响应，其效更大。不必因此惊慌失措。待起义计划拟定之后，“即派人往各处通告”。接着，刘复基指定驻防宜昌的四十一标一营的唐牺支负责与调往四川的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联络，占领宜昌；驻防襄阳的马队八标三营章裕昆、黄维汉负责与开往郧阳的二十九标三营联络，届时响应。留驻武昌的马队八标一营和二营则由熊楚斌等三人负责。蒋翊武驻防岳阳期间，由王宪章和刘复基两人负责文学社的领导工作。刘复基的出色工作赢得了革命党人的一致好评，时人赞誉他为“文学社的诸葛亮”、“革命党中之一智囊”。

当文学社在军中迅速发展组织的时候，湖北革命党人的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也由发展会党转而着手运动新军，因发展对象相同，时有摩擦发生，刘复基作为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力主两团体联合一致、共同反清。

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在武昌雄楚楼10号刘公住宅召开联席会议，大会由刘公主持，孙武首先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刘复基发言，他说：“我们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的合作是消极的合作，今后要积极的合作。现在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本人建议，我们到了与清朝政府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候，应该把文学社、共进会名义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清朝政府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希望全体同志群策群力，挺险以赴，再不存门户之见，多所顾虑了。”刘复基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两团体合作已成定局。

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重要骨干及各标、营代表又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舜寓所召开大会，孙武主持会议。会上，刘复基报告所拟《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经过讨论，获得通过。会议还决定在汉口成立政治筹备处，设在汉口长清里98号熊晋槐寓所原共进会总机关，加紧赶制起义时所需的旗帜、印玺、文告等；在武昌成立军事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原文学社总机关。以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为军事指挥部调查部副部长，兼常驻筹备员，负责筹备起义的各项具体工作，诸如用兵方略，调查地形等都由他一手操持。这次会议确定中秋节（10月6日）起事。

天黑江面秋风刺骨，李吉一下有了荆轲出征的感觉，荆轲是为了刺杀秦王，而今自己是为了救铁血之盟的兄弟们。真江水秋寒壮士断肠，为共和李吉愿将一腔热血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