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泰始四年（戊子，公元268年）春季，正月，丙戌（十八日），贾充待人奉上他们所修改的律令，晋武帝来到讲解之处，让尚书郎裴楷在一帝诵读。裴楷是裴秀的堂弟。侍中卢、中书侍郎范阳人张华，请求抄写新律令有关死罪的条目，在驿站张贴，以告示民众，晋武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晋武帝又命令河南尹杜预对官吏的进退升降进行考核，杜预上奏说：“古时候进退人才，筹划于心，不拘泥于不法规；到了衰亡之世，不能考虑长久的通行而专求细密、周到，心存疑忌就相信所见所闻，对所见所产生怀疑又相信文书、信札，文书、术札越来越繁琐，为官之道越来越虚伪。魏氏考核官吏的方法，正是汉代京房遗留的法则，其文辞条令可称为极欺细密，然而不足的是苛求细枝末节而违背了主体，所以历代都不能通行无阻。还不如申明唐尧时期的旧制度，取其大而舍其小，去其细密而从其简明，使之易于遵循。要想说透事物的常理，彰明精神实质，全在于人本身；抛开人而依赖法令，就会以文辞、条令损害事理。不如委任显贵的官员，各自考核其所统领范畴内的官吏，每年都进行考查，议论其优劣，这样连续六年，主管人综合六年的情况，审查对其六年的评议，六年成绩都是优良的人，可以超格选拔；六年成绩都是劣的，就要废黜免职。优多劣少的人平级调任，劣多优少的人就要降职。在这当中如有对答不平衡，品评有难有易，主管人自然应当准确地衡量轻重，稍加损益，不必曲折以求尽合于法。有对优劣的品评徇私情，不符合公正的议论的，应当交付监察部门进行劾察。假如使上下公然地容忍过错，那么这就使公正的评论彻底地衰败，即使有对官吏考核的法令，也不会有益处。”这件事到底也没有实行。

亥（十九日），晋武帝在洛水之北耕种奉祀宗庙的籍田。

二月，吴主任命左御史大夫丁固为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为司空。

三月，戊子（二十一日），皇太后王氏去世。晋武帝居丧期的制度，一概遵循古时倏的礼节。

夏季，四月戊戌（初二），睢陵元公王祥去世，家中去唁的宾客中没有缺乏德行之人。他的同族兄弟的孙子王戎叹道：“太保王祥在正始时期，没有被列于能言善谈的那一流里，有时候与他交谈，思想情趣清明广远，莫不是他的德掩盖了他言谈方面才能？”

已亥（初三），安葬文明皇后。主管部门上奏说：“安魂的祭礼已经完毕，可以除去丧服，”晋武帝下诏说：“受到母亲一生的爱抚，却没有用几年的时间回报，从感情上不忍心。”主管部门坚持请晋武帝除去丧服，晋武帝下诏说：“我所担忧的是不能够一心一意地尽孝，你们不要为我过度悲伤而忧虑。前代的礼仪典制形式内容也有所不同，何必要用近代的制度加以限制，使通用的丧礼废缺呢？”群臣仍然请求不已，晋武帝便听从了，但是仍然戴白冠，吃素食，坚持了三年，如同为晋文帝守丧一样。

大司马石包长期住在淮南，威望与恩惠在当地很有名。淮北监军王琛憎恨他，秘密地上报，说石苞与吴国相勾结。正巧吴国将要入侵晋，石苞构筑工事，阻断水流以使防卫更加坚固，晋武帝便对石苞产生了怀疑。羊祜深切地对晋武帝说：“石苞肯定不会如此。”晋武帝不相信，下命令以石苞没有料到敌方形势，构筑工事，阻断水流，使百姓劳累被惊扰为由，免去他的官职，派遣义阳王司马望率领大军征召石苞。当时，石苞征召河内孙铄为副官，孙铄从前就与汝阴王司马骏相友善。司马骏当时镇守许昌，孙铄路过那里去他，司马骏知道朝廷已经派出军队袭击石苞，就私下对孙铄说：“你不要卷入祸事里去。”孙铄从司马骏那里来，急驰到寿春，劝说石苞放下兵器、军队，步行走出驿站待罪，石苞听从了他的话。晋武帝听到这个消息，放下了心，石苞来到皇帝殿庭，以乐陵公的身份被遣回了他的住所。

吴主出东关；冬季，十月，派他的将领施绩进入江夏，派万入侵襄阳。晋武帝命义阳王司马望统领中军步兵、骑兵二万人驻扎在龙陂，声援江夏与襄阳两方面。这时，荆州刺史胡烈抵御施绩的入侵并打败了施绩，司马望便领兵返回。

吴国交州刺史刘俊、大都督则、将军顾容前后三次攻打趾，都因交趾太守杨稷的抵抗而失败了。郁林、九真两地都归附于杨稷。杨稷派将军毛炅、董元攻打合浦，在古城交战，大破吴兵，杀死刘俊、则，剩下的散兵逃回了合浦。杨稷表奏毛炅为郁林太守，董元为九真太守。

十一月，吴国丁奉、诸葛靓从芍陂出兵，攻打合肥，遭到安东将军、汝阴王司马骏的抵抗，吴兵退却。

晋武帝任命义阳王司马望为大司马，荀顗为太尉，石苞为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