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典略》记载；王粲才高，擅应机辩论。当时，钟繇、王朗等尽管都在魏王国任卿相之职，但一到朝廷奏议，都停笔措手不及。
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王粲随曹操南征孙权。
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二十四日?（2月17日），王粲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时年四十一岁。?当时的曹丕还是世子，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为了寄托对王粲的眷恋之情，曹丕对王粲的生前好友们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于是，一片驴叫之声。这就是著名的驴鸣送葬。葬礼之后，曹植又作《王仲宣诔》，可见二人其交情确实非同寻常。
徐干(170--217)：北海郡剧县(今山东省寿光市)人，东汉末年杰出文学家。
其少年时，正值汉灵帝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而徐干却专志于学。当时的州郡牧慕徐干才名“礼命蹊躇，连武欲致之”。他“轻官忽禄，不耽世荣”。曹操曾任他为司空军谋祭酒参军、五官将文学，他以病辞官；“潜身穷巷，颐志保真”，虽“并日而食”，过着极贫寒清苦的生活，却从不悲愁。曹操又任命他为上艾长，他仍称疾不就。建安中，看到曹操平定北方，中国统一有望，即应召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转五官将文学，历五、六年，以疾辞归。“身穷穷巷，颐志保真”，虽“并日而食”，亦“不以为戚”。(引并见《中论序》)后授上艾长，也因病未就。建安二十二年(217)春，瘟疫流行，干亦染疾而卒。后来曹丕论及徐干时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
阮瑀，字元瑜，东汉末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邺中七子之一。年轻时曾拜蔡邕为师。因得名师指点，文章写得十分精炼，闻名于当时。相传曹操闻听阮瑀有才，为搜罗人才，召他做官，阮瑀不应，后曹操又多次派人召见，匆忙中阮瑀逃进深山，曹操不甘心，命人放火烧山，这才逼出阮瑀，勉强应召。由于阮瑀多次辞官不做，曹操在一次大宴宾客时，把他安排在乐队之中，想煞一下他的傲气，不想阮瑀精通音律，即兴抚弦而歌：“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一方面歌颂了曹操的事业，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愿为曹操效忠的思想。曹操听完，大为高兴，请他做司空军谋祭酒官。从此以后，曹操军中檄文多出于他和陈琳之手。
建安十六年，阮瑀随军西征关中，曹操请他代笔写一封书信。他骑在马上沉吟片刻，挥毫点就，呈给曹操。曹操提笔想作些修改，竟不能增损半字。
应玚出身于书香门第，应玚的祖父应奉才思敏捷，能“五行俱下”，著有《后序》十余篇。其伯父应劭博学多识，撰述甚丰。有《风俗通》百余篇。二人均是当时的儒者，而应玚的父亲应珣也因其才学著名，任司空掾官职。
应玚自幼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诗学文章自然大为长进。但因他生逢乱世，到处飘零，虽踌躇满志而壮志难酬。
应玚的弟弟应璩，字休琏，也是一个文学家。他和其弟应璩在当时均被称之为汝南才子，两兄弟的作品合为一集《应德琏休琏集》。
应玚初来邺都时，曹植、曹丕都很敬重他，经常邀他和众人一起宴游吟诗，曹操闻其名，任命他为丞相掾属，后又转平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应玚与徐干、陈琳、刘桢皆卒于疫疾。
刘桢生活在魏晋时代，魏晋文学兴起的时代。魏晋文学是指中国古代三国两晋时期的文学，在文学史的分期上，属于中国文学中古期第一段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前期。
魏晋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等。
刘桢（186年—217年），字公干，东汉末年东平宁阳（今宁阳县泗店镇古城村）人，东汉著名文
学家，诗人，建安七子之一，以五言诗著称。少与王粲友善，后同应玚一起被曹操征召，为城乡掾属。所著诗大多散失。今存诗十五首，多为赠答之作。明人辑有《刘公斡集》。
在魏、晋文学史上，他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并称“建安七子”，又因同居邺中（河南省临漳县）亦称“邺中七子”。
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刘桢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以此相报。”又称赞他“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平易通俗，长于比兴。
刘桢常与曹操、曹植吟诗作赋，对酒欢歌，深得曹氏父子喜爱，19岁时任丞相掾属。他以诗歌见长，其五言诗颇负盛名，行文才思敏捷，于曹植齐名，后人将他与曹植并称“曹刘”，钟仲伟称他“五言之冠冕”、“文章之圣”，确为“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
《典略》载：“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及收桢入狱。”
刘桢五岁能读诗，八岁能诵《论语》、《诗经》，赋文数万字。因其记忆超群，辩论应答敏捷，而被众人称为神童。后受曹操征辟，曾任丞相掾属、平原侯庶子、五官将文学。(《太平御览》卷385卷引《文士传》)
公元197年，因避兵乱，十一岁的刘桢随母兄躲至许昌，在驿馆中结识曹子建。曹植被刘桢的饱学所折服，为进一步深层密交，将其领到丞相府，日夜解文作赋，志同道合，关系日笃。后来他又结识孔融等其他五学子，他们常聚论学问，“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
待其成年之后，刘桢希望际遇明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汉末政治极为**黑暗，社会危机深重，统治者镇压黄巾农民大起义后，各地军阀据地称雄，中国陷入分裂、动乱之中。据有中国北方的曹操，政治较为开明，任人唯才，广揽文学之士。
这使得当时渴望中国统一、怀有济世抱负的有志之士，如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以及刘桢等，纷纷从四面八方奔赴曹操治下的邺城，一时人才荟萃，形成以曹氏父子为首的文学集团，并由于他们的诗文大多描写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发统一、治国的豪情壮志，慷慨多气，悲凉豪壮，从而形成了“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桢是建安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与曹氏关系密切。在诗文中，他把曹操比做起于丰沛、统一中国的汉高刘邦，把曹氏的知遇，比做礼贤下士的信陵君(见《赠五官中郎将四首》之一)。他把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曹操身上。投曹之初，他被任命为丞相掾属，追随曹操南征北讨，参谋军机。
建安十六年(211年)后，出任平原侯曹植庶子，不久即改任五官中郎将文学，随侍曹丕。
从现存诗文看，他与曹丕关系至为密切，而曹丕兄弟亦视为亲故，诗酒唱酬，交往常不拘形迹。曹丕曾特赠廓落带，以示亲宠，并由此而留下一篇妙文(载《典略》)。然而，刘桢性傲，不拘礼法。一次曹丕宴请诸文学，酒酣忘情，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诸人都匍伏于地，不敢仰视，独刘桢平视不避。曹丕对此并未介意，而曹操听说后，要治以不敬之罪。经过援救，才“减死输作”，罚为苦役，终身未再受到重用。这对刘桢自然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在《赠徐干》一诗中流露出他的痛苦心情。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北方瘟疫流行，刘桢染病去世。曹丕为此极为悲惋，为他整理遗文，作出评价，并追思往日“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亲密交往，不胜痛悼(见《与吴质书》)。
他一生中的的著述包括《毛诗义词》十卷，文集四卷。后人集有《刘公干集》传世。
据传死后转生为梁时县吏顾总（唐。牛僧儒《玄怪录》载）
刘桢之父刘梁，字曼山，一名恭，汉章王宗室子孙，少孤贫，性耿介，有清才，卖书自给，桓帝时举孝廉，历官至尚书郎，以文学见贵，终於野王令，一生不苟合流俗，曾“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竞”，著《破群论》、《辩和同之论》等。
其母是元帝时京兆尹王章之玄孙女，琴棋书画，诗辞歌赋无所不通。她年轻居寡，把希望寄托在儿子及众侄身上。刘桢在母亲的劝诫、督导与身教下，从小铸就了勤学好问、百折不挠的性格。
孔融是孔子的十九世孙。他的七世祖孔霸是汉元帝的老师，官至侍中。父亲孔宙，曾任太山都尉。他少年时便有突出的才能，受到名士李膺的赞许。
孔融十三岁时，孔宙去世，孔融悲痛过度，需要人扶才能站起来，州里因而称赞他的孝行。他天性好学，博览群书。名士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记恨，密令要州郡捉拿张俭。张俭与孔融兄长孔褒是好友，于是逃到孔褒家中，孔褒却不在。当时孔融年仅十六岁，张俭认为孔融年轻，并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处境。孔融看见张俭窘迫的样子，对张俭说：“哥哥虽然在外未归，我难道不能为您的东道主吗？”因此留张俭住在自己家。？
后来事情泄漏，自国相以下的人，都秘密的压下此事，张俭得以逃脱，孔褒、孔融则被逮捕入狱。但不知他们二人是谁获罪。孔融说：“收容匿藏张俭的是我，有罪归我。”孔褒说：“张俭来找我，不是弟弟的罪过，罪在我，我心甘情愿。”官吏问他们的母亲，母亲说：“年长的人承担家事，罪责在我。”一门都争着赴死，郡县迟疑不能决断，于是向朝廷请示。诏书最后定了孔褒的罪。孔融因而闻名，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名，州郡以礼策命，都不到。
后受司徒杨赐征召，当时暗暗察访官僚中的贪污之人，准备予以贬谪罢免，孔融检举的多为宦官的亲族。尚书害怕得罪宦官，于是召孔融等司徒属官诘问斥责，孔融陈述宦官子弟的罪恶，毫不隐讳。
公元184年（光和七年），河南尹何进即将升任大将军，杨赐派孔融拿着名片去祝贺何进，因门人未及时通报，孔融就把名片夺回，引罪自责而去。河南尹官属认为丢了面子，想要派剑客追杀孔融，有宾客对何进说：“孔文举有盛名，将军如果与他结怨，四方之士就会相随而去了。不如以礼对待他，使天下人都知道将军的胸怀广大。”何进同意，于是在受任大将军之后，征辟孔融，举其为高第，迁任侍御史。孔融又因为与上司御史中丞赵舍不和，托病归家。
后来，孔融被征为司空掾属，授任北中军候。在职三天，转任虎贲中郎将。正逢董卓总揽朝政，想要废掉汉少帝刘辩，孔融与董卓争辩，言辞激辩，常有匡正之言。董卓怀恨在心，将孔融转任议郎，随后又暗示三府（太尉、司徒、司空）举荐孔融到黄巾军最为猖獗的北海国（治今山东昌乐西）为相。
孔融到北海后召集士民，聚兵讲武，下发檄文，又亲写书札，与各州郡通声气，共同谋划。因讨伐黄巾军张饶战败，而转保朱虚县。慢慢集结官吏百姓被黄巾所蛊惑的男女四万多人，再设置城邑，设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对待国人，就算只有一点微小的善行，也都以礼对待。国人没有后代及四方游士有去世的，都帮助安葬他们。因颇有政声，被时人称为“孔北海”。
后来，孔融被黄巾管亥所围，情势紧急。于是派太史慈平原相刘备求救。刘备惊奇地说：“孔北海竟知道天下还有个刘备呢。”于是立即发兵解围。当时袁绍、曹操势力逐渐强大，而孔融知道二人终究是要篡夺汉室的，所以不愿意投靠他们。其幕僚左承祖劝孔融要结纳袁绍或者曹操，孔融怒而及其杀害。孔融自负于才气秉性，立志平定国家的危难，因为才器粗略，思想空乏，所以没有成功。
孔融在任六年后，被刘备上表推荐兼领青州刺史。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袁谭攻北海，双方战斗自春至夏，战士仅剩数百人，流矢像雨一样射来，城内已经短兵相接。孔融仍然凭几读书，谈笑自若。晚上城陷，才逃奔山东（太行山以东），妻儿都被袁谭所掳。
同年，汉献帝迁都许昌后，征召孔融为将作大匠，又升任少府。每逢朝会访问召对之时，孔融常引证定议，公卿大夫都不过挂名而已。
之前，太傅马日磾奉命出使山东，到了淮南时，多次有求于袁术，袁术于是轻视侮辱他，夺走他的符节，又不准他离开，还要强迫他任军师。马日磾忧愤自己至极，于是呕血而死。等到马日磾遗体送回京师，朝廷想加以礼葬，孔融于是独自陈说：“马日磾凭上公的尊贵身份，持天子的髦节，奉命处理地方事务，安宁东夏，竟然取媚奸臣，被他所指使，所上章表署名补用，马日磾都是第一个。依附下级，欺骗朝廷，奸诈事君。从前国佐敌晋军，不为其折服，宜僚当着白晃晃的刀而面不改色。朝廷大臣难道可以受威胁为借口吗？而且袁术越级叛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与日磾随从，周旋历年。《汉律》规定：与罪人往来三天以上，都应该知道他的情况。《春秋》说：鲁叔孙得臣死了，为了不张扬襄仲的罪贬，不写日子。郑讨伐幽公，砍薄子家的棺材，因为他杀君的缘故。陛下可怜旧臣，不忍追究定罪，已经很宽大了，不应该再加礼。”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当时舆论大都想恢复肉刑，孔融建议说：“古时候的人浑厚朴实，善恶不别，官吏正直，刑法清明，政治没有错误。百姓有罪，都是自己的责任。末世衰微，风气教化坏乱，政治搅乱风俗，国家的法律害了人民。所以说君主没有为君之道，百姓就涣散不服，而想用古时候的刑法残废他们的肢体，这不是除恶长善的办法。纣砍断早晨涉水者的小腿，天下的人都说纣暴虐无道。从前，周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天下百姓，要养一千八百个君主，如果各砍掉一人的脚，下面就有一千八百个纣呢。想风俗纯美，是绝对做不到的。并且受了刑罚的人，有不想活的意念，有求死的决心。大多铤而走险，不再回归正道。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当世大患。不但不能禁止人做坏事，正好断绝了人为善的途径。就算忠诚如鬻拳，坚持如卞和，多智如孙膑，蒙冤如巷伯，才华如司马迁，通达如子政，一遭到刀锯，死了也为人耻笑。所以太甲的思念常道，秦穆公使秦国称霸西戎，南睢之骨立，卫武公《初筵》饮酒悔过，陈汤矫诏发兵，斩郅支单于于都赖水上，魏尚的守边等等，不用再举了。大汉广开改恶之路，大都是这样。所以聪明有德的君王，深思远虑，弃短取长，政治上的措施是不随便进行改革的。”朝廷认为他的建议很好，最终没有恢复肉刑。
当时，荆州牧刘表不向朝廷进贡，做了不少逾越法度不安本分的事情，还郊祀天地，礼仪拟指君主。朝廷下诏把他的行为宣示天下，孔融上疏认为应当隐瞒郊祀这件事，来维护朝廷的脸面。
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南阳王刘冯、东海王刘祗都早逝。献帝哀痛他们死得太早，想为他们规定四时祭祀，为此先询问孔融意见。孔融回答说：“陛下仁厚，感慨变化而增加思念，哀悼二王的魂灵发布哀怜的诏章，考查审度从前的典章制度，订正礼制。臣看前代梁怀王、临江愍王、齐哀王、临淮怀王都死而无后代，同胞兄弟，就是景帝、武帝、昭帝、明帝四帝，没有听说前朝为他们修祭祀。如果是临时的，就不要列入传纪。臣不懂事，认为他们都在幼小的年龄死去，陛下哀痛，以成人礼加以谥号，这应遵照您的意思办理，祭祀结束，以后就不要再行。至于一年一期祭祀，不合礼意，又违背了先帝既定的法制，这是不合适的。”
之前，曹操进攻邺城屠杀邺城居民，袁绍家的妇人女子多被掳掠。曹操的儿子曹丕私自娶了袁熙的妻子甄氏。孔融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把妲己赏赐给周公。”曹操不明白，后来问孔融这出于何经何典。孔融答说：“按现在的事情量一量，想当然而已。”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曹操北讨乌桓，孔融又讥笑他说：“大将军（曹操）远征，萧条海外，从前肃慎不进贡木苦矢，丁零偷盗苏武的牛羊，可以一并讨伐啊！”当时，饥荒战乱，曹操上表请禁酒，孔融多次写信给曹操，认为不要禁酒，而且言词之中多为傲慢无礼。
孔融已经看到曹操奸雄诡诈，已渐渐显露，愈发不能忍受，所以说话偏激，常常触犯了曹操。又曾经上奏认为应当遵照古时京师的体制，千里以内，不得封建诸侯。曹操怀疑他所谈论的越来越广，更加害怕他。然而，因为孔融名重天下，表面上装着容忍，暗中却嫉忌他正确的议论，怕阻抗自己的大业。山阳人郗虑揣摩曹操的心事，以蔑视国法为由奏免孔融。曹操又写信故意挑拨二人，孔融也回信相对。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再任为太中大夫。孔融本性宽容不猜忌别人，重视人才，喜欢诱导提拔年轻人。等到退任闲职后，宾客天天满门。孔融常叹说：“座位上经常满人，木尊中酒不空，我就无忧了。”孔融与蔡邕交好，蔡邕死后，有个虎贲士相貌有点像蔡邕，孔融每次喝足了酒，招他与同坐，说：“虽然没有了老成人，而让我高兴的是还有典型。”孔融听说人家有善行，好像是自己做的一样，言语有可采取的，一定扩展完成，当面告诉人家所不足的地方，称赞他的长处。推荐贤士，奖励进取。如果他知道的，没有说，认为是自己的过错，所以海内的英才，都信服他。曹操既积满了一肚子的猜疑忌妒，加上郗虑的诬陷，曹操于是指使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奏孔融以“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于同年的八月二十九日（9月26日）将孔融处死，并株连全家，孔融时年五十六岁。之前，京兆人脂习，与孔融相好，曾劝诫孔融性格太过刚直。等到孔融被害时，许昌没有人敢为其收尸，脂习前往抚尸说：“文举丢下我死了，我也不再活了。”曹操听说大怒，准备收捕脂习杀害，后来逢赦免才被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