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余倩，无论学历、资历还是工作能力，都十分出色，戴总也极喜欢，无奈李浩民担心她太聪明，有一天会取而代之，所以一直对她很打压，两人现在的关系，己逞剑拔弩张之势。

我阴暗地想：让他们斗好了，河蚌相争，渔翁得利！

一转眼，我就进公司六天了，并在第二周的周一，参加人资部例会。李浩民先是简单对前一周工作做了总结，并对下一周做了展望后，然后让大家提出各自的看法。

许小滚说：“有人复印、传真不签名。”

黄阿兰说：“清洁工大厅扫得不干净。”

接下来，大家也纷纷发表意见。

尽管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但李浩民还是一边认真听着，一边保持风度地微笑。

轮到余倩了，她张口就道：“我们人资部的会议太多了，周一，部门例会、周二，部门公文写作培训；周三，新员工培训；周五，公司周末舞会，只有周四是空闲的。”

这真是语出惊人，等于直接把矛头指向李浩民，大家立刻面面相觑！

我不由替她捏了一把汗！按理，她该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深谙职场生存法则，怎么可以如此意气用事呢？把上司当成敌人，也等同于站在所有同事的对立面了，就越不能升职了呀？她难道不懂？

公议室因为她的发言，火药味很重，一点都不和谐了。

李浩民明显怔了一下，随即打着哈哈道：“我们部门的会议哪里算多了？我以前还是打政府工的呢。闲时一杯茶看报纸，想打牌就打牌，想下班就下班，忙时呢，一天要赶几个会场，都没感觉到累呢。现在你们才做多少事情啊，怎么就感觉到累了呢？”

我吃惊地瞪大了眼晴！在我心里，公务员是高不可攀的，像我那个做工商的三表舅似的说话掷地有声，像我同学申小英那样从此生活优越，怎么可能外出打工呢？

想到这里，我仰慕地望着他，不解地问：“那你怎么不继续做下去呢？”

他大约等的就是我这句话，立刻眼晴一亮，开始慷慨陈词起来，像在台上讲话一样。原来以前，他是内地某县机关一名公务员，还是县长秘书，可惜，县长调任后，没有带走他。而新来的县长，理所当然带来了新的秘书，他则被打到轻工局做后勤。由举足轻重的县长秘书到可有可无的轻工局后勤，这其间的落差，是他无法容忍的。

做了三年后勤，仕途不见任何起色。正在这时，县毛巾厂快破产了，时任县长仿佛才想起他似的，安排他去做书记兼工会主席。说是提拔，实际上是替人家收拾烂摊子。当然，这是他后来才悟到的。但就算当时能看穿又怎么样？上面既然决定了，他一个无权无财的轻工局后勤，除了服从，还能翻多大的浪？

那两年，正是各个企业破产清算转轨转制的两年，化肥厂当然也不例外。改制完全是强制推行的，不管企业现状如何，一律引进战略性投资者，实行股份制。改革在当时是大趋势，谁敢反对改革，就等同于反党******主义！允许改革犯错误但绝不允许不改革，不换思想就换人!

直到那时他才明白，他到化肥厂的真正作用，其实就是配合上级把厂子卖掉。这在当时，是组织上的高度机密，谁也没有明说，工人们当然更加不知情了。他们大多数人，竟然真的相信，改革是准备引进战略性投资，就是把化肥厂做大做强！所以，工们们还群情高涨地要求这个改革那个改革的，非常投入，谁也不会想到，所谓的战略性投资，只是引进一个房地产项目。

曾经热火朝天的化肥厂成了历史，再后来，连轻工局都撤销了。他这个书记和普通工人不同的是，并没有直接下岗，关系被挂到了人事局，身份是“待岗”。所谓待岗，意思是如果有岗位，组织上自然会安排他的。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他就像一块抹布，被人用过了就扔了，不扔也该干了、硬了，晾在那儿也是多余。

一心想当官太太的老婆更是整天鼻子不是鼻子、眼晴不是眼晴的，自认怀才不遇的他哪里受得了这窝囊气，一怒之下，不顾老婆的劝阻，辞职南下。一年之后，老婆便和他离了婚，留下一个还在读小学的儿子。

我听得简直呆住了！李浩民所在的福建与王磊所在的湖北，简直是千里之遥，但企业改制，却惊人地一致！这样一联想，我对李浩民越发敬重了起来。

没想到，因为李浩民临时添加了对自己的讲述，散会后，己经快到十一点了，连循环大巴都没有了，我们只好三三两两地步行回宿舍。借着还算明亮的路灯，我这才发现，和我并排走的余倩冷着脸，十分不耐烦！

为了缓和气氛，我由衷地说：“李总助真的了不起呢，竟然还做过县长秘书。”

倪顺敏连声说：“是呀，是呀。”

余倩却牢骚满腹：“每次来新人都讲，我至少听过八百遍了，耳朵都起老茧了。”

她这话说得未免太煞风景了，前面的姜一刚却回头附和道：“我也是！”

回到宿舍，轮流冲了凉、洗了衣服，己经是凌晨一点半了，我躺在床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很快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