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却阴阳怪气地说:“对了,你为公司着想,你为工人着想,为国家着想,你还捍卫新《劳动法》呢。”
我苦笑道:“赵副总,同是打工的,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不过,随你怎么想吧,我无所谓。”
他绷紧了那张大肥脸,挖苦道:“你哪是一般打工的?你这么伟大,打老板工真是可惜了,你该去打政府工!”
我并没有认为自己有多么伟大,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些卑鄙。我来自底层,我原本该维护底层兄弟姐妹的权益和利益。但是现在,虽然我表面上是在维持他们的利益,事实上,我是在帮助老板变换花样,更大限度地侵占他们的利益!
赵新华眼看自己的那一套行不通了,他索性请了病假。王董明知道,赵新华身板壮得像牛,每天都红光满面的,根本就没有病。但看到他那一副吊儿啷当的样子,还是不得不批准了。
赵新华甩手不干了,王董几乎把复工的希望全压在我身上了。
我知道,自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如果不发,那就就准备和赵新华一样的命运,随时准备卷铺盖走人吧!
罢工第四天,公司和工人的僵持己经达到了临境状态。所以,当保安及办公室人员走进工人宿舍,好脾气地请他们出来开会时,工人们还算听话,陆陆续续地从厂区、生活区及厂外走进来,集中到平时开早会的那块空地上。
眼看人到得差不多了,王董简单讲了几句话,便宣布:“公司经研究决定,任命原人事主管杨海燕兼任公司团支部书记一职,自即日起开始生效。下面,有请杨书记给你们讲话。”
工人们立刻议论纷纷,连那些办公室人员也愣住了,“团支书”这个词他们并不陌生,但当这个词出现在一家港资企业时,他们就陌生了。我看到有的人开始交头接耳,有的人嘴角露出讥刺的笑,但大多数的人,是一头雾水。
我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为公司讲话,对他们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现在必须要做的,是把工人的对抗情绪扭转过来。所以,我决定孤注一掷!
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想到当年樱之罢工时的李胜利,忽然来了勇气,大声说:“大家好,我进公司还不到一周,对公司情况并不是很了解。但已经听说,车间经常有打骂工人、侮辱人格的事情发生,大家说,有没有?”
工人们立刻瞪大眼晴,随即抖搂起精神,异口同声地说:“有!”
所有主管级以上人员都吃惊地看着我,仿佛我是怪物一般。我看到几位香港人同时把目光转向王董,王董的嘴唇剧烈地抽动了几下,眼晴像是要喷出火来,似乎随时准备把我拉下讲台。
我装作什么都没看到,继续问:“听说动不动就罚款、变相克扣工人工资,有没有?”
工人们的声音更响亮了:“有!”
我最后问:“听说试用期一满就炒鱿鱼,有没有?”
工人们几乎是咆哮了:“有!”
这次的声音如惊雷一般响彻整个厂区,仿佛直达云霄一般!
我的声音并不是很大,但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工人被这声音吸引着走进会场。虽然并没有人排队,但他们像每周一开全厂早会那样,自觉地寻找自己所在的部门、课、组、班,然后站在自己平时站的位置上,神情肃穆庄严。我甚至看到,有几个女工还偷偷抹起了眼泪。
王董在旁边压低声音,厉声说:“杨海燕,你在搞什么名堂!”与此同时,他的嘴角抽动了几次,方正的国字脸气得几乎变了形!
我装作没听到,面对声势浩大的工人,他除了让我继续讲下去,暂时还不敢直接让保安把我从这个讲台上拉开。
我望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而无助的脸,这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只是个孩子,甚至比我当初离家时还小呢。
我的声音不由哽咽起来:“记得八年前,我初来东莞时,我像你们一样无助,那时候进厂比现在还难呢。你们是不是和我当初想的一样,觉得到广东打工就是低人一等了?就像到别人家里来讨饭吃?”
工人们再次异口同声道:“是!”
我摇摇头,坚决地说:“你们不要这样想。如果改革开放先在四川、湖南等地,广东人不是一样到我们家乡打工?无论在家乡还是在异乡,我们都不是讨饭,我们是靠双手吃饭,用劳动换钱,没有偷也没有抢,凭什么就要低人一等呢?”
听了这话,所有人都鼓起掌来,包括那些主管、经理。我甚至看到,连几个香港副总都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火候差不多了,就归入了正题:“所以,如果你们对公司有什么意见就直接提,公司能满足的就满足,不能满足的也会和你们说清楚,不要动不动就闹罢工,真的没什么意思的。你们有你们的难处,公司也有公司的难处。你们可知道,王董为了找订单,经常几天几夜都不能睡个安稳觉。如果没有订单,我们就没有活干,没有活干大家就没有钱赚。公司和员工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