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生奇怪：“猛胶是他们厂生产的，他还能怎么推？”

王董气愤地说：“他那个人，真是太狡猾了，竟然说我们事先都知情，还说我们往里面掺有毒物质。我们再知情也没他知情啊，你说是不是？”

为了阻止工人去体检，王董命令各车间几乎是通宵上班，不准辞工，更不准请假。但是，还是有牙龈出血、浑身表紫、昏睡不醒等百余名症状明显的员工意识到自身病情的严重性，宁愿旷工也偷偷跑去体检了。

结果，这百余名员工体内的苯含量全部超标，当场就住了院。其中，有２１名重症患者，有２人还被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公司一时大乱，个个人心惶惶，就连办公室的人都偷偷跑去检查了，几乎个个苯含量超标，好在情况不是很严重。但经此一闹，不但公司少了百余名员工，留下的人也没心思干活了。

王董急得连连转圈：“我的订单啊，到期完不成我要赔钱的。”

为了更好招到工人，试用期由原来的六个月短到三个月份，并且刚一入职底薪就是７７０元。甚至对人员要求也不像以前那样初中文化、五官端正并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了。而是只要双手能干活，生活能自理就行。

可即便这样，也很难找工人了，急得我直跺脚。

与此同时，因为没钱，医院己经停了朱平的医药费，朱平刚刚好转的身体再次垮了下来。

好在，王董担心朱平若是有个三长两短事情不好办了，便以“借”的名义给她垫付医药费。虽然协议上的这个“借”字让江涛很不满，但看着床上奄奄一息的未婚妻，他还是含泪在协议上签了字。

我只能一迭声地说：“对不起。”

这个憨厚而胆小的男人却连连摇头：“你也是打工的，我知道你很难做。”

这让我十分感动。

各方踢皮球大战，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虽然王董“借”了医药费，但还是通过我向法律援助中心提出，他“借”钱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必须由建兴化工厂承担责任。但建兴化工厂却突然改了口风说，二十一家鞋厂的“猛胶”都不是从他们厂直接购买的，而是通过各地的化工店，而化工店销售的都是假冒伪劣产品，与建兴化工厂无关。

而那些化工店的老板们，在事发后全都不露面，技监部门没有侦查和拘传权力，而公安机关又未能介入此事，致使该案的查处陷入僵局。

东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也表示：工人中毒的主要责任应由鞋厂负责，因为作为胶水的使用方，没理由不知道胶水的来源和成分，也没理由不对工人的健康负责。至于供应商只应负产品标识不全、没注明苯含量方面的次要责任。这是因为有机溶剂中苯含量问题，国家至今没有明确限制性标准，只有环保部门规定苯含量不能超过1%，但这一规定未能作为强制性标准执行。因此，就算建兴化工生产的胶水能导致更多人中毒甚至死亡，还不能判为不合格产品。

好在对于这种说法，省劳动卫生监督所不认同：猛胶中含有大量的苯等有毒化学物质，违反了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我国《危险化工产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在领取《危险化学品登记注册证书》后方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建兴化工既没有登记也没有领取危险化工品经营许可证，擅自经营危险化工品。而且，建兴更没能按国家化工行业标准《胶粘剂产品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的规定》来经营“猛胶”。根据国家《产品质量法》规定，销售有缺陷产品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须承担刑事和经济赔偿责任。

所以，建兴厂不能只负次要责任，更不能以国家没有苯量方面的标准为借口让他逍遥法外！

按照省职业病防治院的说法是，建兴经销不标明化学成分的不合格含毒化工原料的行为危害极大，这是因为：一是工厂与工人不知道原料有毒，疏于防范；二是不知道原料有何毒，职业病防治机构无法准确地对工厂使用的有毒因素进行监测，指导工厂有效地做好职业中毒预防工作；三是一旦发生中毒，给医院的救治工作造成困难。

这场踢皮球大战的有些论调，听得我简直想笑！

工厂、工人不知道原料有毒？这纯属扯淡！那些刺激性的气味和溶剂，对嗅觉和皮肤伤害那么大，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有毒的吧！广东鞋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2至1/3，现在各方却互相推诿，致使生产和使用厂家逍遥法外，所谓的职业病预防，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些空话对法律援助中心来说，就算说得再多，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帮助。他们只好重又回头死抓住富步厂不放，并要富步厂承担全部责任。

王董气得不行：“既然是慢性苯中毒，就在于一个慢字，主要责任该由她之前所在的YY鞋厂承担，最少，该双方共同承担。”

而YY鞋厂则说，富步是朱平最后的用人单位，应该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他们作为事不关己的第三方，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无奈之下，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只好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虽然劳动仲裁费对洪涛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他还是咬咬牙交了。

一个普通流水线工人，竟然敢走上法律程序，这让王董十分恼火，立刻命令财务，从此不再“借”钱给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