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也解决不了内忧外患，所以，放弃了劝说其他人造反。这些年，潜心学术，研究历史，也关注民生经济，好歹有了一点成就。但放眼天下，偏偏能扛起反清大旗的，一个都没有。

适逢其会的碰上了王摩，考察再三，终于，王摩通过了他的最后一道考验。这是天意。

天意不可违。

“有一点，你说对了。我研究历史，发现，当正儒当道的时候，天下大昌，腐儒为乱的时候，天下大乱。”王闿运说出了一番话。

人有善恶，儒也有正腐。君子有君子之儒，小人有小人之儒。

春秋战国的时候，君子之儒式微，即使有孔子重定儒学，同样也算不上正儒当道。所以，秦以速亡。而汉才是真正开始正儒当道。先有文景之治，后有光武中兴。

不过，东汉末年，儒学自身的理论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像张衡的地动仪，还有诸般星象学说的出现，直接让儒学式微。连郑玄蔡邕这种大儒，都不能一展抱负。孔融祢衡这种腐儒，也能得天下敬重。这难道不是腐儒为乱么？

后面，更扯出个什么玄学，故弄玄虚，导致五胡乱华，南北朝不得一统。等隋唐时候，大儒王通重定《王氏六经》，孔门孔颖达定《五经正义》，正儒重新登上朝堂，所以有大唐盛世。

可惜后来，又是腐儒作乱，杨国忠，李林甫等人为相，霍乱天下，一直等到赵匡胤的时候才重新恢复些许平定。赵普说半本《论语》治天下，虽然有夸大之处，其实也是深得个中三味，可称正儒。

等到了张载二程的时候，气学，理学，王安石的新学，一片混乱。结果就是党争，腐儒在朝，奸相为乱。明初立，因为皇帝姓朱，所以下面人多学理学，气学新学少有人研究。

等到了王阳明的时候，心学出来了，然后，朝堂朝野，到处都在围剿心学，又开了党争。东林和阉党的内耗，可以说是明亡的最主要原因，没有之一。

现在，轮到蛮清了。

“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今若此，文之道几乎息矣。”王闿运叹道。

“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人，还有我，都是公羊学派的人。”王闿运眯了眯眼睛，似是回忆往事。“而朝堂之上，乾嘉、东塾、穆堂、渊如、里堂等等学派，各占一方，互相攻讦。论起考据，当然是乾嘉占优。考据、掌故、词章为天下儒学三大宗。只是西学东渐一来，乾嘉解散，倒是我公羊学派，学了不少乾嘉考据的本事。独独我，有些不一样。”

王闿运作经籍注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谈义理，也不效乾嘉学者的专尊古注。而是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简要的诠释。

不仅如此，他对古书文字连自己都实在难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强作解释。王闿运曾表明自己治经的目的只在“寻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

这样，王摩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王闿运要主动提出做韵书。为什么自己一说出那三大运动，王闿运就屈服，甚至采用了这种小孩子似的方式来找自己谈话。

说起来，儒家本身就是华夏最成熟的政治理论，没有之一。问题是，理论和现实是有差距的。

儒门六艺谁都知道，有多少人做到了？儒家根本理论之仁，礼，又有多少人在恪守呢？

所谓有华夏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和儒家的大同社会理论有太多共通之处。官营制度，经济战争，管仲早就在弄。其实社会主义的很多理论，本身就是逻辑化更严密的华夏理论的一种解释。

共和？周公召公早就弄过。联邦？诸侯共周是怎么回事？

早在唐时，就用用火器的记载，西人大多数的器物，都曾在华夏历史上有过类似的踪迹。曾经弱小的他们，现在却变得如此强大。华夏的人如何会不研究他们。

这其中，尤其以儒门中人为最。他们是最保守的一批人，也是最激进的一批人。

王闿运也曾看过《海国图志》等介绍西人的书，但他发现，西人强盛，不是因为他们文明强大。而是因为他们更野蛮，更无耻，更凶残。更进一步衍生出了强盗理论。

这种掠夺天下以滋养己身的文明，和当年的蒙古人是何等相像。西人比蒙古人强的地方，在于他们知道粉饰自己，除了杀还在做其他事，而蒙古人只知道杀。

“天下人都以为洋人占了枪炮的利，我却认为，洋人强盛，在于他们的强盗理论。不破了他们的强盗理论，便会为他们的理论所蛊惑，即使抵挡住他们的枪炮，也低挡不住他们的理论。到了那时，此身犹在，此魂何人？”王闿运一脸严肃，“所以，我才专攻经义，试图从先贤身上得到一点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