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南义军在通济渠一线展开了全线攻击,攻势如潮。

戍守通济渠一线的官军初始还积极剿杀,但先是震惊于铺天盖地的人潮,惶恐不安,接着又受困于义军的百团大战之计,疲于奔命,再看到上游浚仪重镇闭关自守,拒不支援,而下游宋城鹰扬府亦是偏守一隅,自扫门前雪,遂调头回城,固守于陈留、雍丘、襄邑、宁陵四镇,静观其变。

通济渠水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要中断,先东都就急了,必然要兵救援,其次上至荥阳下至梁郡,凡通济渠一线军政官员,都要承担责任,一个都跑不掉。现在东都不急,荥阳、梁郡的军政长官也不急,那其他相关人员就更不急了,反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谁怕谁啊？

奇怪的事情生了。义军的劫掠势头虽然异常凶猛,全部军队都在长达数百里的通济渠水道上大肆掳掠,但非常有节制,不论是一船物资还是一个船队物资,只劫掠一半,并且不劫人,船上的船夫水手商贾仆役一个不劫,更不伤害他们的性命。

当然,也有不遵守命令的贪婪猖獗之辈,杀人越货,但各军团的长官们均已被李风云说服,知道“竭泽而渔”是错误的,若想展壮大,就必须保障通济渠的畅通,所以对李风云的命令严格执行,凡违令者杀无赦。血淋淋的头颅震慑了义军将士,结果遵章守纪的越来越多,胆大妄为的越来越少。

运送物资的官船每行驶一段路程进入重要城镇后,都要接受官方检查,凡缺斤少两的要追究责任,耽误了行程的也要追究责任。这种管理方式有效保证了运输物资的安全和速度。然而,经过义军劫掠之后的官船抵达浚仪后,就经不起检查了。依照规定,船只和船上的人都要扣留,如此一来,所有船只都要羁留于浚仪,通济渠水道还是中断了。

荥阳都尉崔宝德和武贲郎将费曜马上意识到了义军劫掠半条船的目的,那就是保障通济渠的畅通,只要通济渠始终畅通,义军就可以持续劫掠,而保障通济渠的畅通,正是戍守官军的职责所在,只要通济渠畅通无阻,只要物资还在源源不断地北上,那戍守官军所承受的压力当然就小了,如此便给了东都充足的应对时间。

崔宝德和费曜都松了一口气。义军的这一劫掠手段,使得两人之间的分歧不复存在,而梁郡方面也一样,他们承受的压力大大减小,也无需拼命求援了

当务之急是告之东都,请东都在政策上给予变通,赦免那些被劫官船的罪责,让他们继续北上,毕竟这属于特殊情况,是不可预测之变故,不在追责之列。如果东都不予变通,不愿运用皇帝所授予的临机处置之大权,不愿承担责任,非要追究被劫官船的罪责,那通济渠必然断绝,而因断绝所带来的恶果,谁也承担不起。

留守东都的中枢大员经过商议,果断变通。维持通济渠的畅通是第一要务,其次才是戡乱,为此东都敦促武贲郎将费曜和荥阳都尉崔宝德,马上出关剿贼。

费曜和崔宝德以各种理由搪塞东都,百般推诿,对东都的剿贼命令更是阳奉阴违。现在劫掠通济渠的并不仅仅是叛贼,还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河南灾民,而这些灾民都被叛贼所挟持,怎么剿？难道连灾民一起杀？若要剿贼,先就要拯救灾民,而拯救灾民,先东都就要下令开仓放粮、赈灾救人。

然而,地方官府坚称,灾情不严重,灾民人数也非常有限,形势很乐观。虽然此刻的形势已经恶劣到了极致,但地方官府还在极力隐瞒真相,东都也在极力帮助地方官府隐瞒真相,原因无他,东征不容有失,皇帝也不允许东征失败,凡阻碍东征者,都是皇帝的敌人,都要人头落地。

地方官府和东都对此理解得非常透彻。如果把灾情如实上报,那么皇帝要标榜仁义,救灾要优于战争,东征自然半途而废。东征半途而废肯定要追究责任,皇帝不会承担这个责任,中枢大臣们也不会承担,最后承担者就是东都留守大臣和地方官员。相反,如果不奏报,拼命隐瞒,把由此导致的所有麻烦都给搞定,那么就算最后后果很严重,还是给皇帝知道了,但东征胜利了,皇帝和中枢有武功了,皇帝和中枢还会追究吗？当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切都是为了东征,大家都是为了东征,都是为了皇帝和中枢的脸面,反正死的都是草芥蚁蝼,也没有影响到大局,也没有影响到国祚稳定,理所当然不了了之,否则寒了官员们的心,将来谁给皇帝和中枢卖命？

当然,这是表象,真相则是朝堂上的保守势力为了阻碍改革,为了以政治上的失败来抵御皇帝和改革派在军事上的胜利,不惜代价来混乱国内局势。而国内越乱,危机越是严重,对皇帝和中枢的打击就越大,东征的胜利不但不会给皇帝和中枢带来荣耀,相反,它将为千夫所指,是穷兵黩武,是国内危机的制造者,如此皇帝和中枢必将陷入政治泥潭而难以自拔。到那时不要说继续改革了,仅仅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平息国内危机,皇帝和改革派们就要付出惨重代价,改革必然因此而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