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振显然很固执,坚持己见,甚至在临终表奏中都没有动摇和放弃自己的主见。段文振宁折不弯的性格,或许也是他被皇帝和中枢临时“逐出”决策层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存在肯定会增加决策层的矛盾和冲突,这显然不利于东征。

然而,战争的进程却如段文振所料,从强渡辽水开始,远征军就事事不顺,厄运连连,尤其十二大卫府大将军之一,皇帝在军方的绝对亲信,江左名将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战死辽水,更是给此次东征蒙上了一层阴影。

麦铁杖的死,源于浮桥的搭建工作非常不顺利,而浮桥之所以搭建受阻,则源于辽水暴涨,而辽水暴涨是因为春雨连绵成灾。段文振在遗策中已经预料到辽水要暴涨,攻击难度会增加,所以他告诫皇帝,行军速度一定要快,渡河时间越早对远征军就越有利,但各路大军的行军速度快慢不一,错过了最佳的渡河时机,以致于东征初战不利。辽水是顺利渡过去了,远征军的士气却因为麦铁杖的死而遭到了迎头一击。

接下来更糟糕,一座辽东城,两个多月都没打下来,彻底延误了战争进程

远征军之所以迟迟未能攻克辽东城,当其冲就是决策上的错误。决策层总是试图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总是打算以强大武力来迫使高句丽人无条件投降,总是没有以战争手段来实现东征战略意图的决心。高句丽人的确害怕了,要投降,使者纷至沓来,天天谈判,天天议和,然后谈判破裂,远征军再打,然后再谈判,如此反复,结果时间耽误了,远征军士气低迷了,城池当然打不下来。

决策层的这种做法,让远征军的将士们都知道皇帝和中枢在虚张声势,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以武力摧毁高句丽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东征即便胜利了,也是决策层的外交手段运用得好,功劳主要是政界大佬们的,他们吃肉,军方最多喝点汤。可想而知,这对远征军将士们的士气打击有多大。

战局的展又被段文振说中了。高句丽人阴险狡诈,以投降谈判来拖延时间,皇帝和中枢中计了,虽然六月十一日皇帝在辽东城南战场上怒气冲天,把军方统帅们骂得狗血淋头,但军方统帅们同样在心里也把皇帝和中枢骂得狗血淋头。这是你决策错误,与我军方无关,如果你当初决心以武力摧毁高句丽人,渡过辽水后坚决拒绝高句丽人的投降谈判,一路攻城拔寨,直杀平壤,何以会陷入今天的被动局面？现在雨季来了,高句丽境内的大小河流即将暴涨,远征军能够实施攻击的时间所剩无几,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从军事角度来说,今年攻克平壤灭亡高句丽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只有等待来年了。

皇帝和中枢迅速做出了新的决策,拒绝高句丽人的投降,坚决以武力摧毁高句丽。

皇帝和中枢命令军方马上根据这一决策,拟制出新的攻击策略,要求军方必须在冬天来临前攻克平壤,灭亡高句丽,赢得东征的胜利。

决策层态度的转变,是军方愿意看到的,这符合军方的利益,但决策层态度的转变力度太大,由之前的一味求稳,转为现在的行险一搏,让军方倍感不安。

在商讨攻击策略的过程中,尚书右丞刘士龙,兵部侍郎斛斯政、明雅等中枢官员,理所当然服从皇帝和中枢的决策,决意在冬天来临前结束战争,如此一来段文振一击千里的“斩”遗策,就成为选之计,但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左候卫将军赵孝才、左武卫将军崔弘升等一大帮军方大佬持反对意见,因为当前战局已不具备实施段文振遗策的条件,如果不顾实际,非要实施这一计策,必有败北之危,所以现在“求稳”的反而是军方。

于仲文等统帅建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攻克辽东城,再在雨季结束后攻克高句丽中部重镇乌骨城,然后在冬天来临前陈兵鸭绿水。此计的好处显而易见,陈兵鸭绿水,可确保来年春天远征军以对优势拿下平壤,而高句丽人在亡国重压和财赋穷竭的双重打击下有可能无条件投降,如此一来,如果因为东征时间延长导致国内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皇帝和中枢亦可接受高句丽人的投降,政界大佬和军方大佬平分东征之功,大家凯旋而归,皆大欢喜。

但此时此刻,皇帝和以改革派为核心的中枢,已经从东都政局和国内局势的变化中看到了危机。如果东征拖延到明年,东征战场必将完全受制于国内财赋和国内政局,不论财赋难以为继还是政局动荡,都将给东征以致命一击,所以东征今年必须结束,必须速战速决,远征军必须在攻击策略上冒险一些,哪怕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关键时刻,支持皇帝和中枢,或者不敢也不愿得罪皇帝和中枢,在军方持中立立场的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武卫大将军李景、右候卫大将军卫文升、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等军方统帅,反复权衡了利弊,又综合考虑了战局之后,决定“变通”一下,先杀到平壤,与来护儿和周法尚的水师会合,联手攻打平壤,绝对遵从和执行皇帝与中枢的决策,但攻击时间肯定不够了,粮草辎重肯定也供应不上,到那时皇帝和中枢也只有下令撤退,退守鸭绿水,如此也就达到了军方的意图。

于是,段文振的遗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