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风云向韦福嗣透露了东征败局已定的两个机密：段文振遗策和中枢内奸

之前他靠这两个机密成功“忽悠”了李密,现在他如法炮制,又把它们拿出来“忽悠”韦福嗣,效果同样出奇得好。

韦福嗣不知道段文振有遗策,但他知道段文振的东征策略。韦福嗣在没有罪黜之前是内史舍人,参加了东征策略的讨论,对段文振的主张可谓一清二楚。以韦福嗣对段文振性格的了解,可以肯定段文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上奏进谏的机会,而以段文振的身份,他在临终前的这份上奏份量肯定很重,段文振绝无可能放过最后一次进谏机会,所以当李风云说出段文振遗策之后,韦福嗣马上就相信了,这个机密绝对是真的,李风云根本不可能凭空杜撰出此等真实的故事。

至于中枢内奸,韦福嗣同样相信,而且当李风云说出这个机密的时候,他的脑海中顿时便掠过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个人与段文振矛盾激烈,两人同在兵部,水火不容,而圣主把他放在兵部,显然是想制约段文振,唯恐段文振大权独揽。在讨论东征策略的时候,两人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但因为这个人得到了圣主的支持,段文振落在了下风。为此段文振怒不可遏,曾当着很多中枢大臣的面,指着这个人的鼻子破口大骂,甚至口不择言,说他阴险狡诈,有通敌卖国之嫌。东征之前段文振被变相“逐出”中枢决策层,估计与他当时“口不择言”有关。两人矛盾公开化了,圣主从维护中枢的团结出,当然要偏袒这个人,让段文振暂时离开中枢去前线领兵。

韦福嗣与这个人是政敌,仇怨甚深。这个人在齐王“失德”一案中推波助澜,在打倒韦福嗣的过程中亦“大显身手”,屡屡落井下石。

先帝时代这个人所持的政治立场颇为保守,圣主登基后“大气候”变了,这个人遂摇身一变以改革者自居,为圣主摇旗呐喊、冲锋陷阵,就此赢得了圣主的信任。对于这种政治上的“骑墙”投机者,东都权贵颇为不齿,对其印象恶劣。韦福嗣因为是这个人的政敌,对其了解更多,知道一些有关这个人的秘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秘密是,这个人与礼部尚书杨玄感是政治盟友。杨玄感是东都保守势力的领袖之一,所以可以肯定,这个人的政治立场是保守的,他之所以欺骗圣主,目的不过是想进入中枢,为保守势力做内应。

韦福嗣也是保守势力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清楚地知晓保守势力对改革和东征的态度。东都的保守势力迫于政治上的重压和利益上的重大损失,决心摧毁改革,而现阶段若能摧毁东征,则必能给圣主和改革派以致命一击。而这个人现在主掌兵部,对东征机密了若指掌,如果他通敌卖国,则东征必败。所以韦福嗣有相当的把握推定,如果中枢出内奸,有人背叛皇帝,把东征大业毁于一旦,十有**便是此人。

韦福嗣既然相信李风云所提供的这两个机密,当然要重新审视李风云,不但要对其真实身份做出推演,还要重新界定李风云在当前复杂局面中的地位和份量。

之前李密从这两个机密中推演出了许多他所需要的东西,然后重新“定位”了李风云,将其放在了与自己对等的地位上,双方之间的合作随即变得更有诚意,而韦福嗣同样经过了一番慎密的推敲,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与李密的结论迥然不同。

韦福嗣没有像杨玄感那样调查过李风云,但他与苏威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可以肯定李风云的消息不是来自苏威。同时他也知道李风云与宇文述之间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他先怀疑李风云的消息来源于宇文述,但李风云随即就申明了自己与宇文述之间有着不死不休的仇恨。

韦福嗣随即便把目光转向了中枢核心层中的另外几个重臣。他先排除了内史侍郎虞世基。虞世基是江左人,而李风云肯定不是江左人,这一点毋庸置疑。然后就剩下黄门侍郎裴世矩和御史大夫裴蕴。裴世矩和裴蕴均来自河东裴氏,其中裴蕴是江左遗臣,曾在统一大战中“请为内应”,受到先帝赏识而得以重用,大业初年圣主考绩选官,裴蕴和樊子盖官声最好,遂拨擢重用,后因主持第二次刮户运动而赢得圣主信任,就此步入中枢核心,所以以裴蕴江左遗臣和坚定改革派的身份,绝无可能与李风云这样的反贼有任何瓜葛。

韦福嗣的怀疑对象最后只剩下黄门侍郎裴世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