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君贤代表了清河崔氏,清河崔氏代表了永济渠以南的河北贵族集团,所以崔君贤的这个平叛策略份量太重,崔弘升无法全盘否决,只能据理力争。

崔弘升对这场兵变的态度非常悲观,之所以悲观,不是从国内政治局势和中土三大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出,而是站在中外大势的高度,从中土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连遭重挫后南北关系迅恶化出,如此一来,这场风暴不论结果如何,对中土都是一个不可承受的打击,而这个打击很可能是中土走向崩溃、统一大业分崩离析的开始,所以崔弘升的主张是,河北人不杀河北人,河北贼拿下黎阳仓是一件好事,可以有效赈济一部分难民,可以迅增加河北贼的实力,而河北贼的存在,不但是山东贵族集团手上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还是中土陷入分裂危机后山东人再创辉煌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崔弘升的说法有道理,崔君贤也认可,也接受,毕竟南北关系恶化是不争的事实,否则也就没有西征和东征了,也就没有南北大运河的贯通了,然而,地域利益和由此所带来的政治博弈同样存在,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的身体里虽然流淌着一样的血脉,但矛盾和冲突也是代代承继,尤其是博陵崔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力压清河崔氏一头,这让以血脉源地、以本堂自居的清河崔氏愤懑不平,直到关陇崛起,杨氏大隋一统中土后,清河崔氏做为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的外婆家,享受了皇亲国戚的殊荣,才在与博陵崔氏的争斗中勉强扳回一些颜面。圣主登基后,崔氏两家的地位渐渐有所不同,清河崔氏权势日增,而博陵崔氏走了下坡路。

这种背景下,清河崔氏当然更着重于眼前利益,所以他们有利用这场风暴攫取更大利益的迫切需求和强烈冲动,而尤其重要的是,永济渠以南是河北叛乱的“重灾区”,距离京畿比较近,对东都和大运河都有直接影响,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利益上考虑,都必须及时做出积极改变,以便在风暴过后东都新的政治格局和利益格局的划分中赢得更多优势。但是,把崔弘升的这种主张放到清河崔氏的利益谋划中,不难看到它直接危及到了清河崔氏对未来利益的攫取,因此崔君贤不得不以恶意去揣测崔弘升的真正意图。

博陵崔氏位于太行山南麓,距离北疆很近,距离长城也不远,南北关系的恶化对它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利益上考虑,博陵崔氏要之务是确保东都的稳定,其次是确保河北的稳定,国内局势好了,国力强了,对博陵崔氏的地域利益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东都这场风暴直接危及到了国内局势和南北关系,严重损害了博陵崔氏的地域利益,于是博陵崔氏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不得不未雨绸缪,不得不掌控更多的政治筹码,以便在未来深陷困境之刻以此来向东都、向诸如清河崔氏等豪门世家换取更多的支持。

崔君贤感觉自己根本说服不了崔弘升,只能以事实说话,以事实来逼迫崔弘升让步。

崔君贤先告诉崔弘升一个坏消息,据他得到的可靠消息,清河贼张金称张金树兄弟几天前就已经急赶赴黎阳了,估计很快就要与郝孝德、刘黑闼、孙宣雅等河北贼联手攻击黎阳仓。

接着他又做出了三个推断：涿郡留守段达的军队估计正在日夜兼程南下黎阳;齐王的军队早在本月初就从齐郡的历城赶到了济北郡的东阿、卢城一线,不出意外的话,这支军队如今正沿着济水火西进,很快就会逼近荥阳;另外就是东莱水师,东莱水师还没有渡海远征,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一旦得知杨玄感叛乱,东都危机爆,齐王率军西进,他们作何反应？是否会紧急驰援？崔君贤的推断是,水师肯定要分兵驰援,因为从来护儿和周法尚的立场来说,二次东征必须赢,改革必须维护,为此只能两者兼顾,兵分两路,一路渡海远征,一路回京平叛。

“对涿郡留守段达来说,确保大运河畅通是第一,救援东都是第二,所以黎阳是他的第一目标;对水师来说同样如此,为了二次东征的胜利,大运河必须畅通,水师必须拿下黎阳;对齐王来说也是一样,他若想在这场风暴中有所作为,先就要控制黎阳,控制了黎阳就掌握了主动,既可以威胁东都,又可以要挟圣主,进退无忧。”

崔君贤望着神情冷峻的崔弘升,笑着问道,“如果这三路大军先后进入黎阳战场,诸贼还有抗衡之可能？黄台公还能裹足不前,冷眼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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