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纯不厌其烦的向齐王做了一番解释。

西京大军肯定要进入东都战场,不存在袖手旁观的可能,这一点毋庸置疑,关键就在于进京的时机。时机选择得好,获利就大,比如杨玄感与东都打得两败俱伤了,各路救援卫府军也陆续抵达东都战场了,西京大军乘势杀进去捡便宜,反之,若时机选择得不好,那就成了西京大军与杨玄感拼个你死我活,若西京大军败了,杨玄感进关之路就非常顺畅,无人可挡。

在这里齐王也是个关键因素。如果杨玄感攻陷了东都,西京大军没有选择,在大义和礼法律法的制约下,只能杀进去与杨玄感拼个你死我活,这时候齐王进入东都,与杨玄感结盟合作,西京大军必败无疑。西京大军败了,杨玄感乘势杀进关中,把东都“扔”给齐王,于是齐王就成了杨玄感的“屏障”,要在圣主和远征军归来之后,为杨玄感抵挡圣主的愤怒,而杨玄感则利用这个时间稳固关中,如此一来,等到圣主击败齐王,再去打关中难度就大了,而内战的残酷激烈和旷日持久必将动摇国祚,重创中土。

总而言之,不要被表象所欺骗,也不要被皇统所蒙蔽,实力决定一切,没有实力一切想法都是井中月水中花,毫无意义。当年汉王杨谅主掌山东五十二州诸军事,实力强横无比,结果如何？转眼就全军覆没了。再往前追溯,先帝开国前,尉迟炯、王谦、司马消难三位封疆大吏联手造反,实力不可谓不强,但结果也是转眼即亡。虽然败亡的原因很多,军事上的政治上的,还有运气,甚至天命不属等等,但实质上归根结底就一个,实力不够。

“杨玄感必败无疑。”董纯做出结论,“人可以狂妄自大,但不能盲目自大,不能忘乎所以,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具备压倒性优势,当然了,谋略、运气也很重要,然而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都不复存在。”

齐王沉默不语。董纯的话不能全信,一家之言而已,且董纯立场明确,坚决阻止齐王进京,想方设法把齐王拉到北疆去戍边,从短期目的来说是逃离这场政治风暴结束后的血腥大清算,从远期目标来说则是韬光养晦、蓄积实力,伺机而起。但齐王高贵的血统和尊贵的身份“限制”了他的思维,对齐王来说“向上走”是进取,“向下行”则是耻辱,他一个拥有皇统继承权的亲王去戍边,等同于政治流放,除非走投无路了,否则齐王实在是无法接受这种“自我放逐”的行为,抵触情绪太大了。而尤其让他不能接受的是,如此耻辱的“流放”,他还要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去争取,这让其情何以堪？难道我在政治上已经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

董纯也不再说话,告辞离去,给齐王思考、权衡、选择和决策的时间。齐王太高贵了,也太脆弱了,不能逼得太狠,否则适得其反。李善衡的“擅权”之举未免过激,如果董纯再有“过激”之举,让齐王陷入“众叛亲离”的绝望中,于脆破罐子破摔铤而走险只身进京,那就麻烦了,大家一起玩完。

入夜之后齐王请来韦福嗣,把董纯的劝阻之意详细告之。他已陷入彷徨之中,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茫然无措了

韦福嗣心知肚明,当即说道,“大王毋须踌躇,还是依之前所议,某火速赶赴东都。”

韦福嗣去东都一方面亲临战场,打探第一手讯息,帮助齐王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一方面与杨玄感展开秘密谈判,看看双方能否结盟合作。当然了,双方合作的前提是杨玄感要攻陷东都,而齐王相信杨玄感肯定能拿下东都,也愿意与自己结盟合作,甚至帮助自己夺取皇统,他现在倍感棘手的不是杨玄感那边的问题,而是自己这边的麻烦。李善衡和董纯都不支持自己进京,那么即便韦福嗣与杨玄感谈判成功了,但自己没有军队,进京于什么？做杨玄感的傀儡吗？

齐王情绪低沉,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算是感谢韦福嗣关键时刻的支持,接着他愁眉不展地问道,“某去白马,还是去黎阳？”

齐王不想去黎阳,去了就会失去“自由”,到那时不要说董纯和李善衡把他看得紧紧的,寸步不离,甚至就连崔弘升等各路援军也会阻挡他进京,但是,如果留在白马,前有荥阳的郇王杨庆,后有即将追赶而来的东莱水师,他同样深陷“困”境寸步难移。

韦福嗣想了一下,回道,“还是留在白马吧,相比较而言,黎阳那边太乱太危险,河北人的力量也太强,各种变数太多,防不胜防,而白马这边的太守是独孤延寿,济阴那边有韦保峦,距离荥阳的郇王也较近,大王与他们互为声援,可进可退,即便不能进京,也可确保牟利。”

“善”齐王当即做出决断,“那便去白马。”

六月十四,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率军沿着永济渠南下,逐渐接近汲郡,但就在他刚刚进入汲郡地界,踏足内黄县境时,斥候急报,内黄县城已被叛军包围,县城外的永济渠水道亦被叛军凿沉船只设下数道障碍而断绝。

崔弘升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安营扎寨,并加派斥候到内黄城一带打探敌情。黄昏将近时分,崔孝仁、崔九匆匆走进大帐,向崔弘升禀报最新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