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吴中有问道：“印老弟，你为什么要帮老余？”

印道红说：“不是你说过要我帮他的吗？”

吴中有怔了一下，说：“我哪个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印道红说：“就是你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啊，你说要我帮谌省长渡过难关。你想想，我一个小秘书，能帮谌省长什么。不过，我们可以借力打力，借别人的力量帮助谌省长。现在机会来了，王金印的腐败是明摆着的，可他为了遮人耳目，打击报复举报他的人。喻国和是他的靠山，上次你说谌省长和他发生矛盾，就是因为余建强举报的事。很明显，就余建强举报事件来看，王金印和喻国和是一条战线上的。”

吴中有说：“我明白了，帮助余建强讨公道，扳倒王金印，就是打击了喻国和，帮助谌省长渡难关。”

印道红笑了笑，说：“我可没这样说，是你乱猜的。”

“哈哈哈哈哈哈——”说完，两个人相视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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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早，余建强又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上访路。老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因为担心他的身体，坚持一定要陪他一起去。余建强非常感慨，自己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前半生一心投入工作，从来没有带着老伴去首都看看。现在，因为要去上访，却要他陪着一起受罪，心里真是愧疚啊！

余建强拿出家里最后的一点钱，和老伴一起上路了。到了北京，他再一次找到了新闻界的老同学阳知高。阳知高依然很热心，说：“老同学，你不要焦急，我帮你找个人。然后，他带着余建强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找人商量事情。

后来，有个朋友提出建议，说：“这样吧，我们给你开个记者招待会，我们把北京的新闻单位都给请来，起码每家新闻单位来个代表。然后，你把你的冤屈再说一说，大家共同努力，帮你呼吁呼吁。

又有一个朋友提出建议，说：“光呼吁还是不行，新闻单位毕竟是新闻单位，我看这事还得打官司，去法院告状。”

余建强比较赞同后面的建议，可问题是怎么去告啊？

那个朋友说：“你可以去法院的行政厅，你说你认为被撤职部队，被开除党籍更不对，这是可以打官司的。”

余建强苦笑道：“这样的难度太大了，我看还是先请新闻界的朋友想想法子。”

那位朋友说：“那可以，我们先给你租个会议室。茶叶钱呢，你出。会议室的租借费用你就甭管了，我们负责。咱们把大伙召集起来喝杯茶，你也没什么礼物没什么纪念品，再说你是背着官司去告状，大伙也不会忍心要你什么纪念品的。”

不过，余建强还是不想开这个记者招待会。他担心这样做，对党的形象不好。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那多不好。朋友们都感叹说：“你可真够忠的，都到这份上了，你还考虑影响。那好，我们帮你转转的情况。”说完，他们纷纷从余建强手中接过申诉信。

记者招待会没有开成，余建强还是照朋友们提出建议，仅就被撤职一点，向法院行政厅提出投诉。这次，他决定真的打官司了，哪怕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

法院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他，问他有什么具体申诉。

坐在法院办事人员办公桌的前面，余建强不无愤慨地从头至尾把事情说了一遍。人家听完，表示很同情。可人家又说：“余建强同志，不是我们不接受你的案子，人民法院的大门是对任何人打开的。问题是，你的这个案子不同于一般，它不属于法院所接受的案子范畴之内。因为，法院的案子不包括党委机关处理的纪律案件，这还是归党内处理，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我们的工作是面对社会，比如罚款、拘留之列的，你说对不对？”

余建强失望地说：“那我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党内的事，法院能管什么呢？”

法院的工作人员摊开双手，说：“你的话有道理，可是我们真没办法，你只能先回去等待。请你相信，你的材料我们会负责转给纪检部门的。”

忙了差不多两天，又是一个回老家继续等待！回老家等待？他们依然是采用踢球战术，把他从五楼踢到四楼，从四楼踢到七楼，从七楼踢到五楼，从纪检机关踢到组织部，从组织部踢到办公厅。就这么，把他踢来踢去，最后事情依然是不了了之。

余建强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战术，再也不上他们的当了。这次，他和老伴抱定了决心：死缠烂打。因为，有个人答应帮他们。在北京纠缠了三天后，印道红终于来了电话，说：“老余，这几天的活动还是有成效的，你的事高层已经知道了。最近有家报纸发了条消息，不知你看到了没有？”

余建强忙说：“什么消息？”

印道红说：“报纸上讲，有位大领导去南方视察，在庙里遇到一个小和尚，是个大学生。他很诧异，问他年纪轻轻的又是大学生为什么出家了。小和尚说他看不惯当地那些腐败现象，受不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气。大领导做他的思想工作，说还是要往前看，要相信党和政府会惩治腐败的，主持正义的，希望他能还俗，为社会建设做出贡献。现在这个小和尚已经还俗了，从事他所学的专业。你看这个例子怎么样？”

余建强说：“你举的这个例子很给我信心，我会照你的继续去申诉的。只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印道红说：“我已经到了北京，我建议你重新写申诉信，把申诉的重点放在车祸出了人命这件事上。毕竟，人命关天，这是看得到的事情。明天上午八点，你在中南海西门等我，我带你去拜访一位大领导，能不能成，就看你的造化了。”

我要进行最后一次申诉！通完电话，余建强要老板帮他准备好纸笔，开始写他的202封申诉信：

各位领导同志，今年六月，我向江北省省委书记喻国和同志提供了两个信息，说江北省省委树立的廉政典型——海川市市委书记王金印是假的，他的儿子酒后开车轧死了人。车祸发生后，王金印曾经表示要重判。可实际上，他利用特权找相关的领导，替他儿子求情，以致判了刑的儿子在服刑期间当上了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戴着国徽领章执行任务，抓人。这种罪犯办案的现象，即使是在旧社会也不多见，更何况我们这样的新社会？

这位典型没有进省委领导班子，回海川市后经常发牢骚。其语言之偏激，令人吃惊。我把这两件事用举报信的形式，向江北省省委书记喻国和同志作了反映——不是向纪委和政法机关反映。结果，我遭遇了灭头之灾。我的反映被转到个人手里还没向我这个原告调查之前，就定了我不能当党员不能当国家干部的框框。

我掌握了一定了证据和录音，据法律权威人士讲，录音内容具有法律效应。但是，这些录音在处理我之前就交到了组织上，并没有做任何参考，也没有任何调查。我所反映的问题，确确实实属实，为什么他们要指鹿为马，让我蒙受不白之冤？

自从我向省委领导反映海川市市委书记王金印是假典型之后，我就被强行带上了分裂省委和诬告王金印的帽子，被开除了党籍，被撤掉了职务。现在，我只能继续伸冤，直到问题被解决了为止。

写完之后，余建强又检查了几遍，直至满意为止。然后，他按老套路，到外面复印店复印好几份，到时候好给交给领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