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东宫还不曾派出过文官督师,但有了这重保证,仍旧让这些经历过“文官视武臣如奴婢”的总兵们心安许多。
“我大明律规定,徒刑以上就要送行省定论。即便寻常百姓犯了杀头大罪,那也必须送呈刑部审理定罪。刑部定罪之后,要交都察院参核,大理寺审允。只有谋逆等大罪才是立决,由大理寺会三法司呈圣天子勾处,派员执行,否则都是‘秋后决’。升斗小民尚且如此,文官就更不用说了。
“袁崇焕犯下失边、资盗、斩帅、纵敌、顿兵不战、坚请入城等重罪,审期达了八个月之久,才由三法司拟出磔刑之罚。为何毛文龙、贺人龙、祖宽等人,皆是一员文官持剑辄杀之?这非但不合于人情道理,更不合于大明律!”朱慈烺在武长春走后,亲自去了秦良玉的公厅,与这位左都督总训导官吹风。
“孙承宗守辽时,建言圣上:重将权。他说得不错,做得却不地道。”朱慈烺道:“袁崇焕那时候在他手下巡视,与一参将生口角,旋即命随从斩了那参将!孙承宗知晓后,只说了两声‘荒唐’。最终结果却是赔了些钱给那参将家里,又荫其子了事。如此岂非纵容耶?”
朱慈烺长吐一口气:“军中事原本就不同民事,涉及国家干城,焉能不慎?自我立下了这五军都察院和五军大理寺之后,也望各将校士尉都能安心为国,无枉死之虞。”
“臣明白了。”秦良玉欠身行礼,已经在心中打好了腹稿。准备交给《虎贲报》的秀才们撰写刊印。
秦良玉作为女子,虽然读书不多,却胜在知道该怎么说话。这或许正是女性的天赋,被她因势利导用在了思想工作上。所以白杆兵善战肯战,其中有大半要归功于秦良玉的鼓舞能力。
数日后,朱慈烺拿到了带着墨香的《虎贲报》抄稿。头版头条上就是对军法治军的阐述、回顾,以及展望。全文干净利落,契合主旨,深得皇太子之心。
原本只是个朦胧的概念,在这篇生花妙笔的文章之下。真正让锦衣卫出身的将领们知道了武将曾经地位之低,低到了何等令人指的程度。由此忆苦思甜,也就知道了今日到底受到了天家何等重用。
至于基层的训导官,更是有意无意地在军中说明:这都是皇太子殿下的恩德。
在这个时代,即便天家内部再和睦。外人也不会天真地认为皇帝和皇太子真是父子一体。唐朝时有拒绝参加玄武门之变的国家大将,但现在如果军中出这么一个人物。整个训导官阶级都会与他为难。
文官们对这两个新成立的衙门并不在意。何况现在最重要的乃是“天命禅位”之议。虽然活过五十岁的皇帝并不算多,但如果皇帝真的实行禅位制度,到底是对圣王之治的回归,还是对人伦纲常的破坏,这就不得不好好辩论一番了。
朱慈烺在这段时间里甚至停了报纸摘抄的工作,一方面整顿军中。督促各降军改编、委派光复区地方官员、筹建市舶司和市舶总署、创立皇明法政大学,亲自培养法律人才,并且组织人手对《大明律》、《问刑条例》、《明会典》等法典进行解读、注释,重修新法。
这些事无论哪一条单独拿了出来都会引来轩然大波。但在皇位传承的问题前,又都成了无关痛痒的小事。
这招瞒天过海正是文官们用来耗竭皇帝身心的不二法门,崇祯也在之前的十七年中深受其害,如今朱慈烺可算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为父报仇了。
……
朱慈烺原本打算在来年开春之前都不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便是北直也只以防御为主,但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崇祯十八年十一月的冬至节前夕,清军以上三旗五万甲兵为主力,济尔哈朗亲任奉命大将军,多铎为中军副将,配以七万绿营为爪牙,朝天津扑去。
阿巴泰和洪承畴也收拢兵力,在天津西侧作为辅攻,总兵力也在十万上下。
多尔衮除去这两支大军,手中还能凑出将近八万人马。这支人马却不能全部用来守卫北京,而是要派往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等重要关隘,确保自己的后路不失。另外还有一支两万上下的人马,开始暗中将此行掠夺来的人口、财物,尽量运出关外,显然是做好了撤走的准备。
多尔衮自己觉得准备得十分周详、秘密,其实无论是宋弘业还是金鳞会,都已经将清军动态的传送到了朱慈烺手中。
“天津恐怕难保。”尤世威等参谋并不看好此役,实在是兵力太过悬殊。
萧东楼的第二师整编之后才一万两千人,加上萧陌的第一师和周遇吉的骑兵营,整个北直战场只有两万五千步兵和一千五百骑兵。虽然阿巴泰和洪承畴肯定要留一部分兵力在保定,但第一师也需要确保真定的安全,两相牵扯,还是大明这边吃亏些。
“十倍兵力。”朱慈烺轻轻点着沙盘:“这是孙武围敌的理想状态啊。”
“殿下,是否命令萧东楼等撤回沧州?若是东虏分兵留守天津,我军正面战场压力能够小很多。”有参谋道。
朱慈烺沉吟良久,方才吐出三个字:“跟他打!”
(本卷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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