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段记载来看，所谓检查商人的货物不过是走走形式，基本上商人自己愿意交多少就交多少。甚至如果假装不是商人，那就无论带多少货物都不会被征税。

在这种装装样子的检查之下，大量偷税漏税的行为恐怕是占所有商业交易的绝大部分了。

而许多偷税漏税行为甚至是政府官员故意鼓励的结果，他们似乎觉得只要自己征收来的那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其他就不管了。

黄仁宇记述如下的怪诞事情，“何逊在1510年以后的十年中管理沙市税课使司。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

（本章未完，请翻页）木商抽税。在16世纪20年代，邵经邦开始主管了沙市税课使司，他采取了一项更为惊人的改革，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之后，在本年度余下时间内启关任木商往来。1560年，杨时乔榷税杭州，建立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制度，令木商自署所入（就是自己写下自己的收入）进行税收评估。这三个官员赢得了传统历史学家的高度赞扬”。

这里就已经根本谈不上什么税率高还是低的问题。如果税率很低，比如明初规定的三十分之一，但能够真正落实的去收取，那好歹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看这几位的做法呢。一个是只收三个月的税，完成定额（所谓的定额自然是过去传下来的），等于把原来很低的税率再乘以四分之一，三十分之一的税率变成了1/120（其实更抵，因为连收税的那三个月里，都未必认真的收）。另一位呢，干脆就是让商人们看着给，你高兴给多少就给多少吧。或许哪个商人当是做慈善事业，就多给一点（说句老实话，那些真慈善的商人给讨饭的钱恐怕都比给政府的税多）。

他们这样忠实的为工商业集团谋取利益，自然是能赢得传统历史学家（这些人基本上也是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高度赞扬。

正是因为有这样怪诞的情形，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有如下情形的生。

“在帝国早期，有400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17世纪早期仅存112个。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1568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两”。

征收来的银子还不够收税人员吃饭用的，也确实只能关闭了。

我们还可以和唐朝宋朝时期的情况对比一下。

“唐代大历年间仅食盐一项即达600万缗,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宋代绍兴末年，盐、茶榷货为2400万贯，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9%。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抗冶榷货更高达3690多万贯，占据全部财政收入的565%”

“到了中唐时期，榷盐利税占整个征赋的一半以上，《旧唐书·刘晏传》：‘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而盐利且过半。’”

黄仁宇说“一些明朝的官员在阅读史书时，惊奇地现唐朝仅从两淮地区每年就可得盐利600万缗铜钱”。

唐朝饮茶尚非很普及，对茶叶征收的税率就已经相当高，一开始是10%，到后来增加百分之五十，再后来还实行了专卖“《新唐书·食货志》又记曰：‘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对于私商贩运茶叶，采取残酷的重罚，贩运之百斤以上都是死罪。”

如果把盐茶还有其他商税收入总和在一起，则在国家整个财政收入中占据的比例当是远超过一半。

事实上，这还是常规的税收，如果算上其他临时征收的则就更多了，比如“肃宗即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这就相当于对每个商人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产税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整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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