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那位朝廷重臣是谁,报纸上没明说,但有些事不说大家也明白,除了手握兵权的摄政王之外,谁还能有这么大权力。
如果说以前也有很多宋人,尤其是老派读书人不喜欢摄政王,那是因为新政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特权,但对老百姓还是有利的,民间对这位大宋第一功臣唯一的非议只是杀伐过重。
但这件事儿一出,舆论就对摄政王非常不利了。以前杀伐过重基本都是对外族和敌人,要是连自己人都下狠手往死里折腾,谁还能说个好?
不光旧文人,部分地主士绅,连带着当地百姓都对摄政王开始了口诛笔伐,认为此人不除,大宋就永无宁日。至于说他对国家的功绩,也不是忘了,而是暂时选择性失忆。
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绝情,在目前的大环境下,真的有人在报纸上为摄政王鸣不平,认为主要责任并不能全怪到一个人头上,应该是手下人欺上瞒下。
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还例举了当年在甘凉路、大名府以及幽州的很多事例,以此证明摄政王谈不上爱民如子,但也是个很讲道理的人,不会如此乱搞,更不会为了侵占田亩、收敛钱财害人性命。
想要土地北方有上百万亩土地没见他侵占一亩,想要钱,大宋最赚钱的行业基本都是他弄出来的,犯得着舍本逐末嘛,此事必有冤情!
有这种见识、能理性分析问题、并敢于公开声的,多来自两个比较庞大的群体。打头的就是长江学院的学生,甚至连一向对新政有意见的研学会也改变了立场,站在了为摄政王喊冤的队列里。
随后声势更大的则是各地商会,尤其是沿海州府的海商群体。刚开始他们没敢声,见到长江学院学生的文章之后才后来居上。
商会有丰富的社会关系和组织能力,相比一村一县、一州一府的地主、士绅更团结、更会集体运作。比起旧派文人他们有的是钱,也更会花,效率非常高。
谁声音最大呢?商人们早就习惯了报纸,甚至很多地方性报纸就是他们办起来的,在如何使用报纸上也算大宋最明白的群体了。
从福建两省开始,沿海各地的报纸很快就调转了舆论导向,从讨伐大奸臣、大权臣、为百姓鸣冤,变成了深入分析这次事件的具体责任,话里话外就是要替摄政王推卸不该属于他的责任。
一方说摄政王是国家的祸害,一方说摄政王是国家的保护神,两边吵得不可开交。吵着吵着风头又变了,主题从摄政王的问题上变成了互相攻讪。
谁出头为摄政王鸣冤,就会被持对立态度的报纸抹黑,恨不得把人家祖宗八代都挖出来晒晒,屁大点的问题就能被放大好多倍。
商人和学生们也不含糊,要论这套街坊吵架的本事他们说是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反正现在也没人能因言获罪了,敞开了招呼吧。
这下可热闹了,前两天还在报纸上人模狗样、侃侃而谈的正义之士,转眼间就会被批的体无完肤、抱头鼠窜。相比起商人来,旧派文人在人身攻击的技术上真不占优势,只能依仗士大夫的传统优势勉强守住阵脚,不至于完全溃败。
这场大辩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迅速席卷了整个大宋,就连海东国的蒋二郎和萧巫纳也能看到,三番五次派人过来询问洪涛是不是碰到了什么麻烦,需不需要派兵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