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国内百姓相信的依然是英、法、德这些老牌列强，在心理上并不太相信日本出售的村田二十二式步枪和金钩步枪，于是对英、法、德等国的武器介于买与卖之间的掮客便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这些武器掮客从洋行大量走私英、法、德等国的武器，然后分散销售给想要购买武器的地主、商人，从而赚取其中的差价。

在这些掮客中，公共租界的孙伟和法租界的黄金荣可以称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上海及其周边各县零散武器的走私至少有七八成是出自这两人之手，而更巧的是祥福金店被劫案劫匪购买的武器就是出自孙伟的手中。

武器走私就算是在腐败透顶的满清也不可能成为堂而皇之的买卖，出售武器的掮客与购买者之间在第一次交易的时候自然也有为其前线的中间人，于是孙伟的前任就通过这个中间人找到了那群抢劫祥福金店的匪徒。

其实在租界内真正的武装力量并不是捕房的巡捕，而是成立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的万国商团，随后这支商团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接管，成为其常设机构。

万国商团存亡始终，要目的与最大作用在于危急情形下保障上海外国租界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凡遇到重大形势时，万国商团司令部会应工部局总董的命令或自行布******，所有成员按******要求向指定地点集中，完成卫戍租界的职责。

据后世不完全统计，万国商团的全团动员出防活动有二十六次之多，先后包括泥城之战、太平天国运动、天津教案、四明公所事件、江南教案、甲午中日战争、1896年暴动、小车夫抗捐事件、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大闹会审公廨事件、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人力车夫罢工事件、人力车夫第二次罢工事件、上海小贩暴动、上海反日风潮、江浙战争、浙奉战争、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周年纪念事、八一三事变、八一三事变周年纪念事。

当然，万国商团全团动员并非只有出防真刀真枪这一种情况，更多的是武力炫耀，其中包括万国商团所谓的游行阅兵和年度检阅。

有万国商团作保障，公共租界自然不是任人来去自如的不设防之地，匪徒在抢劫祥福金店的时候来去自如，不仅避过了万国商团的驻地区域，还避过了虹口捕房巡捕的巡逻路线，由此可见他们对租界的环境了如指掌。

调查的结果正如孙伟所料，抢劫祥福金店的匪徒确实是租界本地帮派所为，不过却不是正在蒸蒸日上的青帮帮众，而是一个叫粤联社的小帮派，不过这个帮派却有着非常强大的背景，因为它出自上海滩的洪门。

在前世，由于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这三位大亨的存在，使得人们一说起上海滩的秘密社团，就会立即想起青帮，其实在上海开埠后的十余年间，上海势力最大的帮派是来自广东的洪门以及与洪门颇有渊源的、来自福建的小刀会。

按照《中英江宁条约》的规定，上海开埠后，英国得以设置领事并驻于上海县城，但此时中英双方都没有相互交往的经验，英国人不愿进城，宁可在郊外的黄浦滩头向当地农民租地造屋成立领事馆，清廷也缺乏外交人才，甚至拿不定主意用哪一级官员来面对这些可怕的洋人。

上海县属于松江府，但府治很远，鞭长莫及，于是清廷命衙门在上海县城的苏松太道专理洋务，并兼任江海关监督。

清朝的官员总是颟顸骄横，对英美法领事的请求往往说不，而一旦事情闹大又卑躬屈膝所求无不允诺，这种前倨后恭、前后不一的态度使外国领事和大班非常头痛，他们开始建议清廷在洋行的华人买办中选拔能吏，充任道台。

吴健彰就是这样一个人才，他是广东香山人，以外贸而成巨富，是广州最著名的商人之一，上海开埠后，他随美商旗昌洋行而来，并担任买办。

吴健彰长袖善舞，深谙官场三昧，其为人办事得到外商和朝廷的一致认可，加上他早已捐班候补道员，因此清廷不久后即任命他为道台，驻于上海县城，专门处理与外滩那些洋人的交涉事宜。

当时的上海、松江、苏州等苏南重镇，虽然经济繁盛，工商达，但由于清廷口岸政策的限制，缺乏外贸人才，所以此时络绎而来的，都是与外商打交道比较有经验的福建、广东人，上海县城人口六十万，其中闽粤人士就有十五万之多。

上海的广东人大多是外贸商人，安于现状，因此以粤人为核心的洪门在此少有响应，而驻沪闽人以船工为主，于是以底层民众为核心的小刀会刚于福建创立，其徒众就遍布上海，但随着刘丽川的到来，局面改变了。

和吴健彰一样，刘丽川也是广东香山人，他早年在穗港的洋行工作，英语流利，善于交际，因为与外商的糖业生意，来到上海并留了下来。

早在香港的时候，刘丽川就已经加入洪门，来到沪上，现广东同乡很多，就开始了秘密传道工作，不断展会员，扩充团体，不久刘丽川了解到，盛行于福建水手中的小刀会虽然和洪门没有组织联系，但其政治目标也是反清复明。他即以洪门驻上海领袖的身份，拉小刀会徒众入伙。

刘丽川此举虽然不怎么成功，倒也和上海小刀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经他的折冲樽俎，之前经常在闽粤人士之间生的械斗也不复再起，两省旅沪侨民结成了紧密的共同体，并暗中奉刘丽川为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