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到底，绍天朝廷行事，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大号的军阀，在浙江台州起事，是皇帝一手拉起来的，从开始就摆脱了朝廷的那些框框架架，也摆脱了那些官僚集团的绑架。

说句简单点的，朝廷有专门的科道言官，就是都察院和六科，都察院是台官，主要是监督百官的，而六科的给事中，主要是握有封驳之权。

奏章由六部等经通政司交内阁拟票，然后呈送皇帝，再由司礼监批红，再交由内阁，内阁再交给六科。

六科审核同意后再抄送六部等执行。

在这个程序里，六科掌握的权力其实就相当于唐朝三省六部制里的门下省的大权，他们对皇帝的旨意，有封驳权，就是如果觉得不对，可以驳回，拒不下执行。

得改。

改了还不行，仍驳回。

这个权力很大，因为是直接对圣旨的封驳权，而明代一直以来的内阁票拟、司礼监朱批的这套办事模式，其实是代行天子的决策权。

正因六科权力大，所以明朝末年的党争里，这些六七品的给事中，却总是能够纵横朝堂之中，搅风搅雨。

连皇帝都奈何不了这些人。

因为他们是科道官，是谏臣，更因为他们手里握着封驳权，一言不和，就跟皇帝玩封驳，皇权都被大大制约着，这些人再搞起党争，那就更让皇帝都头痛。

可是在绍天朝，完全就不一样了。

朱以海处处都把持大权，比如说最重要的决策权力，表面上还是内阁和司礼监，他们仍掌有票拟和批红权，可实际上真正的中枢决策权，是朱以海亲自决策，他搞了个总理处，招来一些心腹大臣授予头衔，大事跟他们商议决策，然后总理处可以直接起草诏令，并向内阁六部等传旨。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唐宋时的政事堂，相当于中书门下，相当于中书舍人的草诏权，决策草诏都握在了手里，内阁和司礼监其实已经被架空了，皇帝的权力空前集中。

六科虽然还在，但朱以海同样规定，总理处根据皇帝旨意草拟诏书，可以直接下达六部诸司和各省地方、军队等，等于是完全不用经六科封驳了。

他们没权封驳由总理处出的旨意。

六科言官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封驳权，那就再没有了制约皇权，敢跟皇帝说硬气话的资本了。

六科现在只能盯着内阁、六部的执行。

再加上皇帝直接掌握着自己一手建立的御营亲军，所以过前大明百官们屡试不爽的那套绑架朝廷，绑架皇帝的办法，在朱以海这里彻底不得行了。

就好比各地的税赋，传统的田赋、丁银仍由地方官府征收，但工商税关税以及厘捐这些，已经由专门的税务厅征收。

在各省新增设了税务厅，各府设税务局，县设税务房等，条条和块块的区别。

他们甚至还有专属的税警。

这相当于以前盐法道、督粮道、水利道等改变而来，过去分守分巡兵备海防诸道，直接改为了分巡一道，提高等级，加强权力，使之成为管理数府的小巡抚，完全在知府之上。

而原来的一些其它的杂道，则整编成各种专门的厅，直接隶属于巡抚，垂直分管府县的专业事务。

地方官员，在税务这块，只能直接征收管理田赋地丁银，其它的税务由税务厅直接管理征收，形成了地税和国税两套系统。

地方官征收的税务，部份留存使用，部份起运上缴。

而国税部份，各地税务厅直接管辖征收，有税察营强力保证，所征缴的税收也不过地方手，直接起运，甚至特殊的关税、厘金这块，还是由军队直接代征收的。

这些都使的地方官府对税的插手能力减弱，税赋钱财都不过他们手，想贪也难。

而税务厅局，属于各省特别派出衙门，管理上垂直管理，相应的比原来各地府县征收的情况要好很多。

这些税征收、上缴，然后调拔，放，都与过去是不同的一套模式了，而皇帝能实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他掌握了真正的权力。

什么是真正的权力？

就好比崇祯虽然是天子，但其实他并没有掌握真正的权力，他的权力要通过官僚集团行使，而整个崇祯朝的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就算他们再内斗，他们也仍是一个阶层，跟皇帝不是一体的。

朱以海却有真正的权力，因为他是由下而上，通过底层起兵一点点重新构建了权力层。先是他自己建立的御营，掌握了真正的军权，军官们都是他一手提拔的，许多都出身普通，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网。

有了军队，占了地盘，然后重新替换了新的地方官吏体系。

这就好比崇祯在北京说要加税，每亩加二分银，会有无数人反对，甚至最后银子多征了，朝廷却没看到银子，士兵仍然没到饷。

但如果一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对山下的村民说按每亩要收两分银子保护费，却往往能够做到。

甚至要立一些新的规矩，都可以。

往大了些说，崇祯末年诸如左良玉、刘良佐、高杰这些军阀，在地方上要摊派什么钱粮，甚至要废立什么新规，却都能够很有效力，说到底就是掌握了真正的权力。

这个权力，已经打破了和种掣肘束缚，打破了旧有平衡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