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沿路看到树皮都被剥光，很多村子土坯房也都倒塌，只是没想到灾情比我想的更严重。那绥远当局就丝毫不管吗？”赵振中沉声问道。

“绥远那位李主席是什么措施我不清楚，不过，我这两天却亲眼见到在沿途几个受灾的县城里，警察和士兵与人贩子和放高利贷的沆瀣一气，一起大难民财。而且我现，一些县城里并非没有粮食，只是粮食被有权有势者所掌控，趁此灾难之机榨取更多的利益。”李云天愤懑地说道，“看看从腊月到现在冻死的这些灾民，再看看那些官员们吃喝照旧，我现在真的明白什么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

“唉……阎锡山啊阎锡山，他就不担心这样会人心尽失么？”朱庆澜失望地摇了摇头，没有再多说。

“朱先生，象您这样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致力于救助灾民的人，遍数中国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来。在那些大人物的眼里，平民百姓不过是他们争夺自身权益的砝码而已，当权者口中叫嚷着民主，可又有几个人愿意真正的让民众当家作主？不说别的，就说去年国内灾情严重时，南京政府和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等人一个个忙着打生打死，可曾有谁考虑过民众利益？”赵振中叹道，“难怪司徒老哥他们信不过官府的人。”

灾荒联系着政治。一个政权的防灾抗灾能力，是其治国能力的重要标志。而国民政府置灾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于不顾，却为了派系间的权力争夺而打生打死，加重了全国性灾荒的事实，促使许多人认清了其真实面目，从对它的幻想中觉醒过来。这些对国民政府有了清醒认识的人不仅仅包括国内的一些人，还包括一些国际人士。

1929年进入绥远灾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坦承“……在中国西北，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在我一生是一个觉醒点……”

让斯诺感到吃惊的并不仅仅是灾情，而是他在绥远见到的灾情背后的东西：“这一切还不足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然有一些有钱的人，囤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横财。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

“都是华夏子孙，我们在这乱世中尽自己的一份心力，能救多少是多少。”朱庆澜拍拍赵振中的肩膀，“不可因一时激愤而忘了自己的初衷和本心。”

“我明白。”赵振中苦笑道，“只是有关在绥远这边具体救助灾民的事情，恐怕就要托付给朱先生了。山东那边也有不少灾民，加上还要在天津修建码头，组织粮食和救灾物资运输，以及为创办实业的事情而忙碌，我可能无法在绥远这边待多长时间了。”

“赵先生放心，有我和华北慈善联合会的诸位同仁在，肯定会把赈济灾民的事情做好。只是，赵先生也要尽快把粮食等物资运过来。能早到一天，就能多救一些人的性命。”朱庆澜神情郑重地说道。

“没问题，我会抓紧的。”赵振中回答完，又问李云天：“这几天收留了多少12岁以下的孤儿？”

李云天摇摇头，叹道：“我这两天可没见到什么孤儿，这样的灾情，孤儿很难存活下来的。有时候甚至会成为他人口中的食物。”

赵振中一时无言，默然伫立。

“赵先生，你也不要太难过。”朱庆澜宽慰道，“这样吧，我们华北慈善联合会帮你留心，要是有年岁小的孤儿，就先收留下，到时候再通知你来把他们带走。”

赵振中想想自己实在无法在绥远这边待太长时间，便点头同意道：“那就麻烦朱先生和慈善联合会的各位先生了。”接着，从贴身的一个口袋中掏出一张支票递给朱庆澜：“这边用钱的地方肯定不少，这4万美元支票朱先生先收下，也好用来收留孤儿、救助灾民。”

朱庆澜接过支票后说道：“赵先生放心，我保证这每一分钱都用到灾民身上。”

“中国的灾民有很多，可朱先生这样的人物却只有一位。”赵振中认真地说道，“在我看来，朱先生保重更重要。有您在，灾民就会多一分希望。”

“呵呵，没你说的那么夸张。”朱庆澜不以为意地笑道，“你放心，我这身体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