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长城抗战，在座众人便都摇头叹息。

何应钦的排兵布阵确实是处处设防，处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到进攻和收复热河、收复失地。除了作战排兵布阵让人诟病外，何应钦及北平的一干大员们的行事作风更是令人瞠目。

就在3月份，长城之战紧张激烈的时刻，何应钦和参谋长黄绍竑却摆出一副好整以暇的姿态，不时去玩玩高尔夫球，打打猎。在两人同游颐和园的时候，见昆明湖上有上百成千的野天鹅浮游，竟置管园人的婉转规劝于不顾，开枪猎杀。致使其后昆明湖再难见到野天鹅的踪影。

国战期间，特别是前线危机的时候，一方的指挥大员却耽于嬉乐，这实在让人无法不摇头。而与此相比，何应钦指挥部的泄密情况更令人惊心。

3月20日，何应钦觉得榆关方面防守石门寨的何柱国军过于突出，恐日军突破冷口后断其退路，便命令何柱国部后撤。但这一命令在第二天一早就在平津等地的日本报纸上刊登了出来。面对国内报纸的攻击，何应钦不得不信誓旦旦地向记者保证：“我军此次对于滦东的军事调动完全是为了战略上的关系，绝无政治上的关系。”

不夸张地说，何应钦指挥部里给前线将士的命令和相关部署，处于敌对一方的日军是清清楚楚。甚至连老蒋于24日秘密抵达北平召开军事会议的消息以及老蒋在会议上所做的“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军”的指示，也隔日便被日军知晓。原本作战布置就颇为失当，泄密又如此严重，长城抗战又谈何胜利？

北平的大员们是如此，南京来北平的要人们的行径同样让人咋舌。

3月24日，老蒋在召开完军事会议后，便于当晚返回保定，并于第二天飞往开封。而留下来在北平处理有关事务的杨永泰，却在参谋长黄绍竑的邀请下，当晚去北平著名的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玩，顺便同各方的代表商量处理问题。一起去的还有东北军方面的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山西方面的徐永昌，宋哲元驻北平代表萧振瀛。

国战期间，前方战事未息，一干党国要人们竟然跑到缎库胡同五号一个交际花的公馆里，在一片乌烟瘴气中商量处理老蒋交代下来的军国大事

杨惜惜的公馆里，有酒、有色、有财，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才使得一干要人们时常出入？后人阅史，见到此种记叙，愤慨之余，心中又难免恶意中夹杂一些旖旎的揣测……

长城抗战期间，迫于舆论的压力，南京当局和北平方面虽然组织部队奋起抗击日军，中下层广大爱国官兵也不惜以身报国，血染疆场，但由于当局奉行“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政策，犹疑不定，加上在装备上又确实不如日军，此战败局几乎已经注定。广大官兵的牺牲只是当局用以谋求与日妥协时能体面些的筹码而已。

实际上，“仗是为南京当局打的，为长官打的”观点，在部队中确有流传，甚至军、师级官长中也不乏其人。商震在其32军139师黄光华部从冷口撤退时，见到从滦东一线后撤的东北军，就说过“张学良都下野了，你们东北军还打什么劲儿？”

……

想起以前看到的原本历史上的记叙，以及时下听到的种种传闻，赵振中心中就充溢着愤懑和无奈。不过，他知道在座的都是明眼人，阎锡山、徐永昌、杨爱源又都是当局大员，朱庆澜虽说只挂个航空建设委员会委员的名头，可毕竟也是国民党元老，因而也不便多说，只叹道：“眼下这个样子，好结果是没指望了，坏结果倒肯定是有一个。只看最终能坏到什么程度罢了。”

“赵先生，你和华美公司关系不浅，依你看，国联和美国人就真的对日本人的行径不做干涉吗？”受当局影响，心中对国联和英美等国还抱有一份希望的杨爱源问道。

“日本人和英国人、美国人都是一丘之貉。区别只在于日本人吃相难看，英、美两国吃相好看一些罢了。”赵振中苦笑道，“打铁还要自身硬，我们一味软弱、不抵抗，在列强眼中，那就是一盘菜，只看到底谁吃，谁又吃多少而已。”

赵振中的话让杨爱源有些难以接受，便又问道：“这怎么会？”

“这是事实。”赵振中叹了口气，又道，“实际上，日军在九?一八能接二连三地对我国动攻击，与美国的支持有密切联系。甚至日军使用的军火中，都有美国人的帮助。”

九?一八之后，对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径，美国只是口头上略加指责便没了下文，其代表就是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胡佛总统甚至宣称：“日本方面也有些道理。我们与它的友谊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我们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日本三井集团以90多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杜邦公司氨炸药的配方。美国还把价值1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600万美元的军工设备，7000万美元的钢铁，1600多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而从1931年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此外，还有以摩根财团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势力，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用于殖民开我国东北的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