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比邻天涯（三）

听了施密特的问话，朱庆澜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他才声音低沉地说道：“要员们是高高在上的老爷，又怎么会去了解底层民众的疾苦？哪怕有些人曾经深入灾区，嘴上说的好听，可那也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罢了。要员们和底层民众在现实中的距离或许有时很近，可在心理上，却有天涯之远。”

见施密特在琢磨这番话，朱庆澜以为他没听懂，便又解说道：“我们这个国家，现在依然是枪决定人，军队决定权力，不象美国。现在，掌控一切权力的中央政府是由一个党选出的少数人组成的。政府实际上只对党负责，不对民众负责。党内按照纪律，却又是党员对党的脑负责。这样的组织，也就决定了政府是不会对民众真正负责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1928年9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上就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由国民政府执行训政职责，并决定以五院制组成国民政府。不过，这个五院中虽有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等的区别，但却统一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并且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其后，因蒋、汪等人之间权力斗争，特别是中原大战后，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成为虚职。为了挽回影响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老蒋在1930年10月电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前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商讨约法问题。其后，在提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虽然在形式上，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代表涵盖了地方农会、工会、职业团体、自由团体等民选代表，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但实际上这些与会人员都有着或深或浅的国民党背景。也就是说，31年召开的国民会议是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会议，是为了达到以法律形式掩盖**实质的工具而已。

31年的国民会议在5月8日召开，12日就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并决定6月1日由南京政府颁布实施。

一部事关未来一定期限内带有国家根本法性质的约法，其制定竟如此仓促而在这部约法中，对民众权利的保障很是笼统、模糊，更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具有可执行性的具体措施。也就是在这部约法中，规定了国家政权由党代表行使，政府由党产生，政府对党负责，重要法律由党解释等维护国民党一党**的内容。再结合国民党内部的有关规章，这部约法也就成了国民党高层政要从31年开始就维护自己**地位的工具。

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史上，一党**、以党治国，很大程度上是肇因于31年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会议。

其后，汪兆铭在32年成为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则在32年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从而开始了汪主政、蒋主军的二元领导格局。

回顾南京政府成立以来的种种，再想想北洋政府，不能不让人感到其中的讽刺意味：孙文及其党羽，尽管从辛亥之时就把“民主”的口号喊的山响，可一旦孙文及其党羽得势，就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一脚把国会踢到一边，实行一党**，民众连选择或反对的权利都没有；而北洋军阀统治时，虽曾被国内一再抨击为“**”，可不管怎样，北洋时期还有国会存在过，还允许多党存在。

在原本历史上，国民大会和制宪会议是应当在1936年召开的，不过由于当局的拖延，一些省份的代表选举工作并未完成，而第二年又爆了全面抗战，致使训政一直持续，宪政一拖再拖。

想想以往经历，加上前些天在西北时从赵振中那里听到的他对孙文及南京当局“一味高调宣称民主，不过是嘴里说得好听，真正当权了，却举起屠刀杀人全家”的评论，还有从朱榕那里听到的有关欧美国家和国内当下的一些情况，朱庆澜虽然无法预知今后历史展，可眼下的情势表明南京当局丝毫不见要推动宪政的影子，老爷子一时感慨不已。

施密特到中国也有几年时间了，现在除了能说一口流利的官话外，对有关中国国内的政治情况也有大致了解。不过，以前道听途说来的内容总不如这次亲身经历的感触大。一个国家的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竟然不对国民负责，而是被一个政党所掌控，并进而只对极个别要人负责。这种情况是施密特以前从未想到过的。瞠目之余，自诩为“中国通”的施密特也是无语。

……

在南京那边获得了当局转移灾民到西北的许可，朱庆澜也就要着手安排华北慈善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到各省了解灾情，统计有关灾民数量，并初步确定今后将要转移到西北的人员。当然，在此之前，朱庆澜还要将与南京方面达成的条件想法转告西北方面，以便华美公司海外部分能尽快向国内调运有关物资。另外，还要到北平暗地托付熟人把赵振中需要的资料给找好。

5月中旬，朱庆澜再次来到太原和阎锡山确定有关转移灾民的事项时，美国华美公司的授权委托也由华美银行太原分行经理威尔士转交过来。根据华美公司美国总部指定，施密特和吴鸣山将负责把海外运来的救灾物资转交朱庆澜领导的慈善会，并协助其处理有关救灾事宜。

实际上，在保德和包头等地活动的吴鸣山是负责朱庆澜与西北进行沟通的外部联络人，而施密特不过是用来遮人耳目的挡箭牌罢了。西北方面则由朱榕专门负责和吴鸣山联系，以保证有关信息的保密和传递无误。

接到吴鸣山转来的消息后，赵振中很是高兴。没想到原本预料中要颇费周折的灾民转移计划，竟因阎锡山别出心裁的“祸水西移”方案而达成的如此顺利。

看完转来的有关信息后，赵振中笑着赞道：“有朱老出马，这事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接过赵振中递来的那页纸张，朱榕看完后又将其递给了一边的田云逸、邹德贵传阅，并皱眉说道：“要是当局真的在灾民中混杂别有用心的人，那鉴别起来可是个麻烦。”

“呵呵，望溪兄，若是当局派来的人是以灾民身份混入的，那肯定是无所遁形。”赵振中想起杨天明自沂蒙就推行的“防疫沐浴检查”，不由得笑了起来。当他把有关情况向朱榕做了简短介绍后，朱榕先是一呆，随后也捧腹不已。

要是当局派来的人伪装成普通民众，那鉴别起来还要费点功夫，可若真的伪装成灾民，那只能说他们是倒霉到家了。灾民一个个都饿得皮包骨头，那种憔悴、绝望、麻木不仁，以及对食物的渴望……种种特征综合起来，绝对是正常人无法伪装的。何况，正常人混在这个时代的灾民中，在沐浴后一丝不挂的面对人民军安全部人员的问讯时，肯定是鹤立鸡群般的醒目。

当然，若真能有人装扮灾民成功，那他绝对属于演技超绝并且深入生活并把自己饿得皮包骨头的狠人。不过，就这个年代来说，《演员自我修养》尚未翻译成中文，而对南京当局来说，也是找不出这种演技非凡的狠人的。

而且，安全部郑建涛等骨干，当初都经过赵振中的专门训练，这些年经过反渗透、拔钉子、捉臭虫等卓有成效行动的磨砺，现在甄别出混在灾民中的当局“暗子”是比较容易的事。

另外，这个时候中统、军统尚未成立，蓝衣社又在老蒋的权谋下出现贺衷寒、康泽两派相争，加上该社忙着在西南扩张权势和追剿中共，以及该社有关人员自身腐化的问题，这个中国自产的带有法西斯色彩的组织已开始走下坡路。只要提醒西北的郑建涛、沂蒙的悠的就进了贵州，结果王家烈就倒了霉。谁知道山西南边的刘经扶会不会进山西？还是小心点的好。

中共的政策明摆着在那，要消灭地主和资本，若是让他们过河东进成了气候，恐怕阎锡山多年积攒的家底会片瓦不存。闹不好吃饭的家伙也会换个地方。这实在是要小心提防的。

人民军虽说和晋绥有过节，不过自从年初签定有关协议后，对方倒也能严格遵守。根据这些天从保德那边了解到的情况看，人民军虽然也限制土地，但却对地主乡绅能区别对待，还鼓励民族工商业。这和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政策有一致的地方。若真能同西北合作，倒也对山西有利。万一将来日本人或者蒋某人或者中共要进山西，能把人民军拉进来一起对付，那可有利得多。哪怕多条后路也是好的。

阎锡山在脑子里自己打了几天架，又再次派人确认了人民军在保德推行的政策，便于6月5日派西北实业公司董事长陆近礼带着几个人以考察保德华美工业区的名义前去洽谈。希望能在年初协议的基础上订立对双方更为有利的协定，推动双方合作。

接到邹德贵的电报，赵振中便电令由负责东进集团的杨天明和人民军后勤部邹德贵两人代表人民军与陆近礼等人进行洽谈。

接到命令后，正在逐一视察晋西北9县防卫工事的杨天明也便赶回保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