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两地丢失，铁路沿线及周边地区也就守不住了。在北平善后的张自忠随即下令29军各部总撤退。

北平外围部队的撤退要容易些，可处于日军包围之中的北平城内29军所部想撤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按照日军要求，北平城内的132师独立27旅，38师独立39旅两支部队以及其他一些零散武装都要全部缴械。

但132师独立27旅679团刘汝珍部却坚决不同意向日军缴械！该团原本在广安门事件中和日军交过火，又因师长赵登禹刚牺牲不久，正是官兵仇恨日军的时候。在刘汝珍的带领下，该团官兵绝不愿放下武器任凭日军宰割！而在679团的影响下，独立27旅旅长石振纲也抵制了上面传来的要该旅缴械的命令。在石、刘两人的带领下，独立27旅于8月1日突围离开北平。

尽管独立27旅突出了日军包围，可在敌军飞机、装甲车辆等的追击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旅长石振纲经历此番事变后，现原本因抗日扬名的29军竟出现种种不堪，对抗日前途感到渺茫，在突围之后就离开了部队。而刘汝珍则带领存余人员几经跋涉，去察哈尔与其兄刘汝明所部143师会合。

独立27旅突围了，可北平城内38师所属的独立39旅阮玄武部却为日军缴械！后世有人对该旅所奉的缴械命令究竟出于谁人之手有过争论，有说是张自忠下令，有说是阮玄武下令，但不管如何，张自忠都难辞其咎！

作为29军在北平负责善后的最高领导，在其负责期间出现29军将士向日军缴械的事件，张自忠的责任不容回避！而作为38师师长，其下属的独立39旅向日军缴械，张自忠的责任更是无法推却！况且，这个时候的张自忠与宋哲元一样，仍对日军抱有幻想，还没有后来誓死抗日的觉悟。在缴械问题上，无疑他应负主要责任！

早在37年3月，张自忠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长的身份率冀察平津访日团出访日本。张自忠一行20多人在日本前后呆了一个多月，期间受到日本天皇接见，并为天皇祝寿。而日本方面对张自忠等人的接待规格更是超过了一个月前接待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的规格。

不管怎么说，张自忠以中国政府治下的一个市长身份花费巨额费用去为裕仁祝寿，并接受高规格礼遇，都是有失国格的事情，更是违反南京当局规定的事！消息传到国内后，坊间流传张自忠与日本人签订了密约并得到日本赠送的巨款和东洋美人云云，汉口的《武汉日报》则将该消息作为新闻加以报道。

尽管访日期间所谓的密约纯属坊间传言，但在7月份，张自忠却真的同日本人签署了密约。

在7月19日，也就是宋哲元离开天津赴北平之后，张自忠、张允荣找到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拜访参谋长桥本群，并于当晚23时，在尚待解决的实施条款上签了字。这个协定就是历史上的《香月细目》，其主要内容涉及到反共、压制抗日言行、免除具有抗日倾向的政府人员等。

《香月细目》中的有关条款与宋哲元此前态度明显不符，且该协定在原本历史上又是日本投降后获自日方的资料，时宋哲元、张自忠已先后作古，特别是张自忠战死沙场又获得南京当局的表彰，有关方面也就并未再多做追究。

当然，《香月细目》的披露以及张自忠在七?七事变前后与日军的交涉也给其历史评价带来不少影响。最明显的是，49年后，毛亲笔给赵登禹签署了烈士证，随后佟麟阁后代也拿到了国内政府颁的烈士证，而在周恩来执政的二十七年里，却始终未批给张自忠烈士证。一直到了82年，才在当时不分青红皂白的“平反”大潮中，由民政部颁烈士证书，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虽然这个时候《香月细目》并未被披露，但张自忠在北平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接洽却是不争的事实。加上此前访日的余波，各地报纸上出现了《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等等报道。并将其称呼为“张逆自忠”，与后来的汪兆铭一个待遇！

尽管认为自己的作为是为了29军整体利益，可对各界民众给其头上所戴的“汉奸”帽子，张自忠还是深以为耻。在8月初，当张自忠明白同日军之间绝无妥协苟安可能后，便设法逃离了北平，去南京请罪。

途经山东时，张自忠去拜见同属自西北军一脉的韩复榘。不料，韩复榘竟让张自忠等在隔间的接见室，而他则在隔壁对副官高声说道：“张自忠？不见！他张自忠好好去做他的汉奸，我老韩去抗我的日，大家各干各的，他见我干嘛？！”

一壁之隔，韩复榘又故意亮大嗓门，张自忠自然将韩的话语听了个真真切切。羞愤之下，张自忠扭头就走！可在往外走的路上，张自忠又遇见了几个眼下正在韩复榘手下听差的原西北军的前部下。这几个人原本对张自忠颇为尊敬，但现在见面后却冷嘲热讽。其中有人问道：“张长官，你以前整天用大道理教育我们，现在怎么好意思做这种事情？你的圣贤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蔑视的神情，诛心的字句，张自忠心中刺痛，却无言以对。现在他说什么都会招来更多的挖苦。离开山东省府，张自忠仰天长叹，悔不当初啊！而到了南京，张自忠又被老蒋撤职查办，给软禁了半年左右。

张自忠知耻后勇，那是后话，回头再看平津。

在8月1日独立27旅突围后，平津一带的形势更是直转急下。原在平津一带的29军各部，除小股零散部队以及城内被缴械的38师阮玄武旅外，其他各部已大多撤退到河北的涿州、静海一线。平津一带已然沦陷！

虽然29军广大基层官兵不惜血染沙场，奋勇杀敌，并付出了伤亡过万的代价，可敌我力量本来就相差悬殊，而以宋哲元为的29军高层又幻想与日苟合，最终导致了日军在短短几天内就控制平津的局面。即便是从日军27日扫清北平外围开始算，29军前后也只坚持了6天！

面对这样的结果，宋哲元不得不表明自己为战局负责的姿态。他先是在30日致电老蒋，自请处分，说自己“刻患头疼，亟宜休养”，欲将第29军军长的职务交冯治安代理；其后，他又于8月3日通电全国，声明辞去29军军长职务，并指定冯治安代理29军军长。

但在实际上，宋哲元仍未放弃29军于冀、察一带自立独立王国的梦想，仍对29军下属各部进行干预，甚至还指示刘汝明要掌握好察哈尔的地盘。而宋哲元的指示加上刘汝明自己对察哈尔地盘的独占意识，给随后的南口作战、平绥线作战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对于平津一带战况的展，除了西北早有预料外，南京当局和国内各界都是始料未及的。没人会想到，当年靠大刀片就敢于和日军搏杀并创造喜峰口大捷的29军，在有了地盘又兵强马壮之后，竟不会打仗了！竟连一星期不到就丢了平津！

此战的结果也给中、日大战的前景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现在兵强马壮的29军都惨败于日军之手，难道说日军更厉害了？在南京当局治下的一些部队中，特别是在那些地方杂牌部队中，怯战、畏战，乃至投降的情绪不可避免地开始滋生。

实际上，并非日军战斗力更强了，而是29军严重退步了！与长城抗战时相比，现在的29军兵力是当年的3倍多，装备更是鸟枪换炮不可同日而语。而相对的，日军的装备却进步不是太大。也就是说，在硬件方面29军与日军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但另一方面，29军与日军在软件方面的差距却在拉大。敢打、硬拼的精气神没了！

长城抗战的时候，宋哲元等人是光脚不怕穿鞋的，现在有了点家当，瓶瓶罐罐多了，心中的牵挂和顾虑也就多了。为了避免得罪日本人，宋哲元等人在掌控冀、察之后，竟置老蒋的一再嘱托于不顾，根本就没有构筑象样的国防工事。战事开启后，宋哲元等人想的不是怎么和日军作战，而是把老蒋派去的兵力阻挡在石家庄、保定一带，一味幻想与日求和。如此鼠两端之下，29军兵力又分散多处，加上指挥混乱，29军要是不败那才见鬼了。

尽管29军部分官兵也曾在天津等地对日军进行反攻，并打得有声有色，甚至连通县伪军张庆余等部也反正攻击日本人，并取得不错战果，但这些反击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又缺乏援军支持，在日军大举增援后，很快就难以为继。

综合各方面情况，可以说，平津作战的失败固然有日军力量强大的原因，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后果，更多的却是宋哲元等人“将无斗志”所导致。

知道败局注定是一回事，可短短数天之内丧师失地的结果就呈现在面前又是另一回事。老蒋对平津的结果虽然也难以接受，但眼下也只得根据现实进行准备。为了降低29军战败所带来的冲击，老蒋自7月29日起连续表讲话，以振奋人心士气，挽回影响。

在7月29日，老蒋公开表示：“平津之役决非战事之结局，政府惟有动整个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与妥协屈服之理。”

31日，在南京政府明令褒恤佟麟阁、赵登禹的同时，老蒋又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谓“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与倭寇死拼，复兴民族。”

8月2日老蒋在庐山对训练团成员讲话，称“平津失陷为战争开始，为奇耻大辱，绝无与敌谈和余地，决不与敌两立。”

尽管老蒋接连表谈话，可仍难以完全打消一些国人所抱有的侥幸心理。除了宋哲元等29军中人外，在南京政府内也不乏对日心存期望者。受日本此前对29军所提出通牒影响，这些人认为日本人现在已经得到了平津，又惩戒了所谓“暴戾的29军”，那后面应该没有大战了，或许日本人很快就会退兵了。

事实上，在占领平津后，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石原莞尔是不扩大派的代表，他认为最好在现在局势下谋求和平解决，否则，一旦日本在中国陷入持久作战，武力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要通过谈判解决。

石原莞尔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也曾是日军大陆战略的追捧者。但当年东北事变后，他却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

在石原莞尔看来，消灭缺乏严密组织和后勤补给的东北义勇军都耗费了日军几年时间，若在更为广阔、人口更多的中国内地陷入长期战争，那势必给日本国力造成极大负担。而日本陆军最大的敌人是苏联，按照苏联在远东、西伯利亚和外蒙驻军的数量，日本必须留下足够的部队应付苏联可能动的攻击。如此一来，日本现有兵力中能抽调到中国的最大极限是40万。尽管日军战斗力超过中国军队不少，但仅凭40万日军是不可能征服中国的！况且，在中国西北，还有一个日军陌生，但却先后击败苏联人和英国人，绝对令人无法忽视的人民军。

冈村宁次则认为，日军占有满洲已近6年，但至今尚未将这一区域完全消化，一些地方仍有抵抗力量存在；当地矿产资源勘探、开以及利用程度也不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去进占华北，并非适宜。况且，日军长期以来的假想敌一直是苏联，陆军的作战准备更多的是针对苏联。在与苏联决战前，万一在中国陷入持久战，是得不偿失的。

石原莞尔、冈村宁次两人是日军当中为数不多的具有战略眼光的人。但两人的意见却抵不过位高权重又热衷于为帝国建立功勋的扩大派们。

陆军扩大派认为，眼下日军在平津一带占有优势，而随着兵力的增多，这个优势将扩大到整个华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和中国进行谈判是不适宜的。应该趁中国军队兵力尚未向华北集结完毕的有利时机，全力从日本本土抽调兵力增派到华北，一举攻占华北5省。最好能就此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然后再迫使中国投降。

以海相米内光政为的海军将领，对眼下的侵华战争没什么兴趣。毕竟，就是陆军在中国大陆打得再热闹，也没海军什么事，海军充其量也就是运输兵力和物资，给人打下手而已。不甘心做陪衬，又想获得更多资源以展壮大海军，米内光政等人也不同意继续打下去，认为最好和平谈判。

经过争论，日本高层决定，在国内援军尚未抵达华北之前，与中国进行谈判。如果中国同意日本的条件，那就让他们撤走在河北的军队，等日本援军抵达华北后再全面进攻；如果中国不同意，那就以此为借口继续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