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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革派和保守派的争论焦点就是“国富”还是“民富”，就具体策略而言，就是“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抑兼并”。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其实际动机则多是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以充实国库。

历史上历次大规模的抑兼并运动，都是在王朝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从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

从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

但贫苦百姓对这样的“右贫抑富”毫不领情，他们纷纷投到富民那里去反抗官府，比如王小波、李顺，还有宋江，都是富人，都是庄主带领庄客造官家的反，所以说，多数王朝的崩溃都是朝廷“汲取能力”过分强化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

王小波、李顺造反，其真实原因就是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之争，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反对统购统销的大变乱。当时朝廷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实行博买政策，就是茶丝帛由官府统一购销，官府低价强购，不卖给官府不行。这样一来，茶丝帛商就赚不到钱了，农民卖的价格也很低。四川茶商茶农非常多，他们利益损失最大，于是就激起了四川茶农一致反抗。李顺就是四川青城有名的茶叶贩子。

宋江造反的原因是一样的。朝廷增设了西城刮田所，西城刮田所是当今皇帝和蔡京等人搞出来地新政，一般老百姓只准有多少多少土地，其余的土地一律归公，然后派出很多人去刮田，这些多余的土地、山林、湖泊统统收归国有。

这个政策听起来也很不错。但贪官污吏太多了，他跑到一个地方，你不给他贿赂，那你即使土地很少。他也说你是大地主，于是土改扩大化了。很多中农，甚至是下中农，因为贿赂太少。或者没有贿赂，他就把你的土地给拿走了。当然了，如果你是大地主，有钱贿赂，他也不会没收你的地。

宋江是梁山泊边的一个庄主，因为梁山泊“公有”了，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有活路了，于是造反了。而起因就是国家搜刮百姓，与民夺利。

类似于博买务。西城刮田所地国家搜刮机构现在很多。比如造作局、苏杭应奉局造作局、苏杭应奉局等等。它们在南方。是为搞花石纲而设地。

司马光“不抑兼并”地道义理由则是所谓“官不与民争利”。然而真地实行起来就大有奥妙了。

“官”与“民”是一对对立范畴。有双重含义。“民”可以表示与国家或朝廷相对地私人或“臣民”之意。司马光所谓“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即指此义。另外。“民”也可以表示与权贵势要相对地下层平民或“庶民”、“下民”之意。

显然。司马光所谓“在官”实指在官府或“公家”。除此以外地一切私有财产。从平民百姓到权臣、贵戚和强藩大将之私有者。都算是“在民”地。也就是说。国家不与私人争利。

他为什么反对“抑兼并”？实际上就是害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地利益。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齐民”之上地私人特权。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不抑兼并”。说白了就是要求国家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

如果说。“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地话。“不抑兼并”地结果则通常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什么人称之为官？权臣，贵戚，近幸，强藩大将……官富了，“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其极端后果就是王朝崩溃，就是天下大乱。比如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就是典型地例子。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扩张，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膨胀，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直到危机日重而濒临崩溃。

看看本朝历史，你就知道官与民为了争夺财富，厮杀到了何种惨烈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