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明天就去三司问一声。”

可能后人有点儿不懂，认为宋朝官制是为了加强皇权。实际这样说，还真错了。宋朝官制那么坑，非是为了专权集权，而是为了分权，这个权也包括皇权。

正是因为这个分权，至少在北宋早中期罕有真正的权臣出现，包括丁谓、吕夷简、韩琦与王安石，宋英宗搞濮仪一直没有成功。

所以才有了这番对话。

它也是整个变法的缩影，那就是赵顼虽是裁决者，但不是定策者。制订国家政策乃是两府的事，然后上书赵顼，赵顼裁定同意与否。

现在王巨扮演着定策者的角色，策已定，那么就要到赵顼决，也到了赵顼大力支持的时候！

“不过……”

“陛下，想执行齐商税是很想，但可以一步步来，第一步是简化各州县的场务与商税。陛下，臣问一句，对国家贡献最大的群体是谁？”

对宋朝贡献最大的非是一等户，他们的伤害作用远大于贡献作用。比如商税，有几个一等户豪强规规矩矩地交纳商税，还有耕地，有几个豪强认真的交纳了两税，1，相反的，大肆隐田隐丁。

除了豪强，还有一个比较可恶的群体，寺观！包括少林寺，那些武僧的做法，有些真的太丑陋了。

因此对宋朝贡献最大的群体乃是二等到五等户，他们才是纳税服役的主体力量。

至于六等以下户，人家连饭都吃不上了，何来的贡献。不过就是这样。一些苛刻的州县仍让他们纳税服役。

但这个主体还是二到五等户。特别是中间的三四等户。

这个三四等户不仅是指农民，还包括市坊户，也就是城市户口，工人、商人、服务行业……

所以王巨提议朝廷先下一诏，整顿场务，将不必要的场务一一取缔，节约国家胥吏的支出，同时明文规订。任何商货只能征纳一道往税，一州之内只能征纳一道过税，一路之内只能征纳两道过税，全国之境，只能征纳三道过税但不得超过三道过税。各商人凭借朱钞做证明，如数交纳商税后，任何场务只有核实之权，但不得用任何形式勒索、扣压商人的货物。

如果违反者，商人可以向官府诉讼，相关的胥吏也必须严惩不怠。

赵顼听后额了额首。

无他。一是李老汉的遭遇，正是李老汉的遭遇。才让王巨愤怒地出手。

二是王巨以前就执行过类似的政策，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将他的政策搬抄过来，朝廷就可以引用执行了。

这条策略如果在全国执行，对那些中小商人无疑是一个福音。

然后是第二道诏令，任何人经营商贸，包括官户在内，都必须交纳商税，否则严惩不怠。

但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与前面对胥吏严惩不怠则不同，那个在第一道诏令里就明文规订如何严惩不怠，但在这个严惩不怠里尽量说得含糊一点，以免引起更大的反弹。

先让大家适应了，也因为含糊不清，会引起一些纠纷，然后再顺水推舟地推出如何严惩。那么慢慢地，全国之内，就能接近地实行齐商税了。

是接近，不是真正全部执行。

这好比大夫替重病患者治病，有一个方法，用虎狼之药驱之，再用温和之药调养身体，王安石变法就是这么做的。

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一直使用温和之药，慢慢地将病情改善，也就是王巨的齐商税手段。

没办法，它的打击面太大了。

“王卿，朝廷不准许官员行商啊。”

官员行商会引来什么后果，都懂的。

可是王巨讥讽地说：“苏轼公开经营私盐，吕惠卿用免役法勒索江南大户替他购买耕地，文公家人放高利贷，富公与王拱辰在洛阳修建豪奢的庄园，比皇宫还要富丽，就连介甫公回到江宁隐居还购买了大量耕田做一个舒适的田舍翁，国家腐败到这种地步，还谈得上什么不准官员行商？”

“介甫公不同。”

“一个交纳税赋，一个兼并耕田，有何区别？既然国家禁止不了，何不引导之。不过陛下若不放心，可以再补充一道诏书，官员本人不得经营商贸。”

赵顼继续沉吟。

他现在的心态得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个角度就是敛财，实际现在宋朝真的不需要继续敛财了，但变法存着的这些弊病，他真不知道？其实赵顼也知道，然而为什么不准大臣变动调整？调整后必然会产生两个结果，许多旧党会得陇望蜀，那么就会产生新的争议。于其这样，还不如不动，看看现在朝堂多安静哪。第二个结果就是财政收入会严重减少。

可是赵顼心中有梦想哪，现在国家富了，还没有强。想要强，不是大理也不是交趾，而是西夏，只要灭掉西夏，收复燕云，宋朝才能称为强国。至少将西夏这个心头大患摆平吧。

想要收复西夏，就要发动不可想像的大军，那么国库里就必须有充足的钱粮。

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宋太宗第二次伐辽失败，国家搞得民不聊生，户数不是增涨，而是严重倒退，赵普出面，宋太宗只好换了保守的措施。如果国家财政充足呢？

还有庆历宋夏之战，实际几场战役规模远不及两次伐辽战役，但几年后河南陕西南部到处农民起义了。不是刘娥将国家搞得财政紧张，而是一场大旱灾与宋朝第一次黄河大决堤，导致国库空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