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宠，确如杨天义所料，并非要借机打击报复。

他为人德行高雅，为官清正廉洁，乃是崇祯极为信赖之人。若非如此，崇祯也不会让他担任户部尚书，掌握全国财政大权。

然而，这个户部尚书，他却当得异常辛苦。

对当前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现状，何如宠知道的比谁都清楚，对其所造成的危害更是有着切肤之痛。

《大明律》中虽然明文禁止土地私下买卖，然而，由于农民不堪忍受庞重的税负，便多有借投献之名而甘愿为奴为仆者，试图依附于达官显贵而逃免朝廷的赋税徭役。

当土地日趋集中于权贵手中，而国家税收则不断受到侵蚀的情况下，为保证国家财力所需，朝廷不得不加征更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却使得农民愈发地走投无路，亦使得卖地现象日甚一日。

对于百姓而言，自由固然重要，可是，当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时候，自由，也只有退而居其次了。

于是，土地兼并——税收减少——加税——加速兼并，便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怪圈。

其结果便是：朝廷财力日趋窘迫，个人财富急剧集中，贫富分化愈益严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

何如宠曾多次上书崇祯，痛陈土地兼并乃是导致岁赋锐减、国库空虚的罪魁祸首，甚至，也是造成如今民不聊生、民变四起的最终根源。

但是，身为一国之君的崇祯，即便有心想要改革积弊，却又必须考虑改革将会带来的后果。在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他对何如宠的回复也只能是四个字：“时机未到”。

一直以来，崇祯都在“由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之间徘徊犹豫。而杨天义在山西一番大张旗鼓的闹腾，终于让崇祯看到了机会，也找准了方向，更坚定了决心。

从晋王的妥协和杨天义的成功中，崇祯明白了一个道理：治理土地兼并，只能是“自上而下”——先从王孙贵族开刀！

就这样，一部由崇祯策划、曹化淳编剧、何如宠导演的变法大戏便就此拉开帷幕。

而戏中的领衔主演，正是杨天义！

当那位跑龙套的户部官员将他所要指证之罪——杨天义无理没收官员财产，并擅自予以拍卖——陈述完毕的时候，接下来，就轮到杨天义的上场表演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杨天义以此作为开场白，便有了一番慷慨陈词：“天下者，公器也！据国家之产为己有，食朝廷之利而自肥，便与窃国何异？罔顾国家危难、天子拮据，而终日纸醉金迷、穷奢极欲，更甚国蠹之喻！”

这一段立论之语，其实是出于李正手笔。

杨天义抿了抿嘴唇，便接着道：“天子施恩，原为奖赏，奈何总有那么一些人，恃天子之宠而欺天子之德，贪得无厌，索求无度，终令朝廷税源枯竭，入不敷出，欲出兵而无饷，欲恤民而无财，乃至外虏长驱直入，内乱四起难平！”

“当国家面临危难之时，这些世受天恩之辈，又岂见一人伸出援手为国分忧？他们分明就是国家的蛀虫！是朝廷的敌人！是皇上求治兴国的绊脚石！既然他们只知自私自利而不以皇上为意，皇上又何必对他们心怀不忍，手下留情？”

“所以说，没收他们强占的土地矿藏，本来就是物归原主而已！而将其拍卖，亦是由于财力匮乏而采取的应急之举！”

杨天义义正词严地说道：“我的所作所为，正是无奈于他们的不仁不义！更何况，他们失去了这些本不属于他们东西，最终受益的，却是我大明天朝，是我大明的亿兆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