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报纸是四天前的。那则新闻的详细内容，是一个三岁大的男孩患有罕见的先天性血液病，病情加重后，家人将孩子转到北京一家专长于治疗此类疾病大医院。三个月下来，孩子病情趋于稳定，可是高昂的医药花费却令全家越来越难以承受。不得已之下，男孩的父亲经老乡引荐，接了一份极其特殊的活儿：到一家公司当员工们的出气筒。每天他就坐在一间办公室里，等着肚里憋足了怨气的员工排队进来，把他想象成惹毛自己的家伙，指着鼻子拿各种各样难听的话劈头盖脸发泄一通。这出气筒当得委屈，月收入却挺高，勉强可以应付孩子的医药费及家人的生活开销。

“两周前，上一级公司的高管来他们这里视察，知道了出气筒的事，把经理和人事部的人训了一顿，设置这样的职位违背了人性化的宗旨。结果他们就把他开除了，他连出气筒都当不成。”李芸清握紧方向盘，复述着新闻里的情节，“现在他急着再找一份类似的工作，只要给的钱不比原来那家公司少，让人家打他都可以，挨拳头的防护服都借来了。”

“《警察与赞美诗》。”“什么？”“噢，没什么，我想起了一篇儿。”但丁看罢，将报纸心翼翼地叠好，“他已开始主动走访一些单位申请要当活沙袋了。”“他的儿子在安徽老家没入当地的医保，来北京以前就借了亲戚和村里的乡亲不少钱。这个病要想彻底治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据我所知，红十字会和其他公益机构都还没有向他提供救助。”“那，我们能帮上忙么？”李芸清头：“我给医疗组和法律援助组打了招呼，试着托关系帮帮他。但是，最要紧的还是钱呐！光是那孩子的医药费，数额就不。中心也不是基金会，只能看看能不能联络上愿意捐助他的人。”“咱们帮他联系一份儿工作，怎么样？”“嗯，你知道哪个公司要招出气筒？”“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新闻上写的，他在老家学过机械修理，可以替他留意一下哪个机械厂招技工嘛……”“不。”不待但丁完，李芸清打断了他，“我私下早打听过，他不愿意做这类的工作，因为报酬低，又累，还必须坚守岗位。当出气筒，他不用消耗多少体力，而且一周只要去四天，有时甚至是三天，他就有充裕的时间去医院替换他老婆陪着儿子。报纸上没，当出气筒之前，他是在立水桥摆地摊！”

但丁一手攥紧报纸，一手下意识地挠挠下巴，谨慎地道：“芸姐，恕我冒昧。我猜，昨儿你还在为这事儿忙活，而且……不太顺利吧？”李芸清重重出了一口气，没有话。

过了五六分钟，轿车驶出了荒野道。前面的路是新修的，宽阔笔直，两旁砌出了平坦的人行便道，辟开了大片的绿地。在这样的行车环境里，李芸清感到豁然开朗，趁着路上车少人少纵目遥望，正前方耸立着巍峨的高山，其峭壁和棱角分明可见，湛蓝的天空中，一丝白云浮于山。“你听过东北五环边上有个艺术区吧？”她突然问道。“知道。”但丁不明白她为什么提起这个，“在出版社的时候儿我去过，都是些——怎么呢——现代的、抽象的艺术。反正多一半儿的作品我都看不出个所以然。”

“曹姐的外甥在那里的一家画廊工作，前天曹姐从他嘴里得到一个消息：有个搞什么‘先锋影像艺术’的艺术家，叫秦充，刚从加拿大来到北京，要参加他们画廊这周日举办的展览。”“秦充，我原来在出版社听做美术类图书的同事起过他。”但丁一面回忆秦充的信息，一面斟酌自己的措辞，“他的创作，就是根据现实中的敏感事件，找来群众演员表演事件当中最有感染力的场景，然后他把这些场景拍下来，用电脑技术处理成黑白老照片的形式。有一组照片曾在国外获奖。他选的题材，有很多涉及贫富差距、环境保护、干群关系、民工讨薪……”“现在他不光拍老照片，还拍纪录片。”李芸清冷笑着，“当时我和曹姐都觉得，拍这种片子的艺术家，一定会很同情这位想当出气筒的爸爸。曹姐还告诉我，她外甥，这人在加拿大有房子，在北京郊区也买了别墅，看起来……经济上比较宽裕。如果他愿意捐助这个孩子，或者由他的合作画廊出面，又或者他联络一些和他比较熟的艺术家共同捐一笔钱，也许就解决了这家人的困难。于是我托曹姐问问她外甥，试试联系一下秦大艺术家，请他抽空和我见个面，一起谈谈这件事。昨天上午，她外甥打电话到中心，秦充邀请我参加晚上艺术区办的烧烤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