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时建故做紧张地去捧那个罗盘：“小心，全班就这一个优秀学生奖啊！”

李小练收起罗盘，白了傅时建一眼。

傅时建很快又一脸谄笑：“这里山势险要，日本飞机不会轻易飞过来的。吉永清，你就住下吧，找个苗女，过一过世外桃源的生活。”

吉永清嘴一撇：“国难当头，还想什么苗女？”

傅时建又道：“要能在这儿住一段时间还真不错，这是写生的好地方。”

“你会画画？”吉永清有些诧异。

“以前在南丰老家的时候学过，现在用不上了。要画也只能画一个瓦釜雷鸣，别的不会了。”傅时建又是一阵怪笑。

吉永清只是苦笑一下，说：“我有个堂弟画画就很不错，他如果来的话，也会喜欢这儿的。”

“你堂弟叫啥名？”

“叫吉永楷。”

“这南丰会画画的没几个，我咋不认识？”

“他住在南昌，不在南丰。”

“哦。”傅时建一指前方：“你看，我们一来，苗女都跑了，还有什么好画的。”

他们抬头一看，河对面有一个苗女端着洗衣盆正往树林里躲。于是大家一阵自嘲，继续赶路。

陆军机校的车队到达重庆市潼南县的时候，步行的学生队还走在乌江边上。这一路都是山区，有一些狭窄的盘山公路，更多的是山民们走出来的小路。学生队艰难地走了半个月，才经涪陵走到重庆。

重庆，战时的陪都，有战时经济的繁荣，也有各路军警驻扎的肃穆，一路上还能看见日军飞机轰炸留下的残垣断壁。军校迁来时，日军的疯狂滥炸已经结束，军校的几万人散布在十几个地方，用了很长时间才逐步安顿下来。

汽车工程专业的几百人渡过滚滚长江，又走了很久，进入了重庆大学的校园。眼前绿树成荫，房舍错落有致，一派静谧安详的气息，疲惫不堪的学生们露出了笑脸。

歪歪扭扭的队伍在校园里走了一大圈，领头的开始进入一个大门，后面的学生看着前面的楼房张着黑洞洞的窗口，身上的行军包好像也轻了一些。路旁有一些重大师生，大多穿长衫，也有西装、中山装混杂其间，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些穿军装的不速之客。

吉永清不禁叹道：“好大的校园！”这里比江西工专大多了。

傅时建东张西望：“我们住这里面？太好了！”

李小练回过头来，得意地说：“苟教官说，这是重庆大学专门给我们腾出来的房子，是徐教育长通过国防部要来的。”

旁边有人问：“为什么给我们腾？”

李小练继续得意地说：“因为我们专业要请重大的教授上课。”

吉永清感觉有点奇怪：“这，这算什么理由？为了让重大的教授来上课，重大就要为我们这么多人专门腾一栋房子？”

“那当然，我们是军校！现在国防部说话谁敢不听？”

可不是吗？何况重大是官办学校。几个人喘着粗气，呼吸着青草的味道，跟着队伍进了大门。里面有一栋楼房，左右停了两排军车，运送给养和设备的车队早已等候多时。军校的几百师生挤在一栋楼里，吃住、上课都在里面，楼里没有外人，周围放上警戒，既方便又安全。

教学工作逐步恢复，果然重庆大学来了几个教授上课，讲专业课，讲得很深，视野更开阔。军校的汽车多，还有坦克和各种机床，学生实习很方便。院子里有两辆坏了的汽车，任由学生们上去拆装，吉永清去得最多。这里的办学条件和江西工专机械科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不过，才上了一个月的课就进入了寒假。战时的新年平淡如水，街上的鞭炮都很少。绝大多数师生无家可回，教官们热衷于与中央机构的头头脑脑们相互走动拜访，学生们则相互邀约聚会，上鹅岭，逛朝天门，尝川菜，学交际舞，打发着一天天的时光。

吉永清继续沉溺学海，很少出门玩。读书之余想着远方的表妹，于是给余若馨写了封信：

“……人们都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世道混乱不次于满清。兼济天下何其难也，独善其身亦不易。现在我只想学好英语，考上出国留学的名额，其它的事都放下。生此乱世，夫复何求？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遵嘱读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略抒感怀：夕阳下，孤舟里，风流才子一挥手，衣袖搅动了云彩。笙无言，箫无声，夏虫也拜听他的吟唱。浪漫诗人雕琢着精致的文字，构建起唯美的意境，只是为了向母校告别。它似桥，引着少男少女们，沉湎在追美的路上，飘荡在彩虹似的梦里。找啊找，东方的云彩西方的桥。”

军校在重庆安身不久，时局迅变。1945年春，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寇败像渐露，国共两党的关系变得更加诡异、微妙。

刘虹经过一年多的观察，觉得可以把舒梅作为秘密党员的发展对象，于是她给上级赵子安写信。赵子安其实就是王正觉，从延安派到桂林从事党的统战工作。赵子安立刻回信告诉刘虹，要对舒梅进行慎重考察后再决定，可以让舒梅从事一些外围工作，在工作中锻炼和考察。

刘虹决定让舒梅当一次交通员，给赵子安送一次信，让她在实战中锻炼。她试探着问舒梅：“接收信件的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人，随时都会有特务监视，你怕不怕？”舒梅眨眨眼：“不怕，我化妆成走亲戚的，特务能把我怎么样？”

刘虹写了一封普遍的信，交给舒梅，告诉她交通方式、联络办法，又告诉她反跟踪的方法，然后把她送上了路。送走舒梅后，刘虹继续组织妇女救国会的会员们劳军。

五天后的一个早晨，刘虹到小学上班，快到校门口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人挡住了她的路：“刘先生，老家来信了。”那人头戴一顶礼帽，用一条围巾遮住了半个脸。刘虹还没看清那人的模样，那人就把一张纸条塞在她手里，然后转身匆匆走掉了。

刘虹赶紧打开纸条，上面有几个字：赵被捕，速撤离。刘虹立时惊出一身冷汗，没有进校门，转身往街上走。她想，那个人一定是上级在紧急情况下临时派来送信的，是另一条线上的同志；赵子安出了什么事？会不会和舒梅有关？她在街上转了一圈，确认没有人跟踪后，才往哥哥家走。

看到哥哥家门的时候，她放慢了脚步，仔细观察周围，没有发现异常。街上一个乞丐正看着她，向她摊开一只手。她摸出一块钱放在乞丐的手上，然后对他说：“你帮我送一封信，我再给你一块钱。”乞丐直点头：“好好。”

刘虹从包里拿出一个学生作业本，随便撕下一张纸，叠成一个小方块，交给乞丐：“看见那个门了吗？把这封信交给里面的刘虹。”乞丐说：“看见了。”然后就拿着那个纸块走到卢靖文家的门前。刘虹退到一侧观察。

乞丐敲开了门，嫂子开的门。乞丐举着纸块：“刘虹的信。”嫂子不耐烦地说：“刘虹？你弄错了，这里没有这个人！”就关了门。乞丐悻悻地走了回来。

刘虹看看仍没什么异样，就走过去，拿出一块钱交给乞丐，说：“傩神庙正发善粥呢，你还不快去！”于是乞丐高兴地去了。

刘虹赶紧回到哥哥家，进到母亲的房间。母亲昨晚咳了很久，给她拔了火罐才好一点，很晚了才睡，现在还没醒。她迅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一些不方便带的纸张扔进煤灶，点火烧了。然后写了一张条子放在桌子上，回头望望苍老的母亲，默默转身，再听听隔壁嫂子屋里没什么动静，便悄然离去。当天她就离开了赣州。

卢靖文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母亲问他惠文咋还不回来。他来到母亲的房间，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上面是妹妹的笔迹，只有三个字：我走了。他无可奈何地叹叹气：“走了也好，免得我提心吊胆地。”他对母亲说：“惠文到西边一所大学教书去了。”母亲一阵轻咳，默然无语。他回到厨房，拿出一瓶白酒，自己斟上，独自喝了起来……

刘虹只和赵子安单线联系，没有和其他人横向联系，现在是非常时刻，只能回重庆总部。九江仍被日军控制，不能坐船，只能走陆路，绕道贵阳。她换了好几个汽车，穿过了湖南，又坐了牛车、滑竿，过了贵州，还步行了几天，进入四川，一个月后才到达重庆。

她小心奕奕地问着路，在市郊找到了红岩村13号。看着门口挂着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牌子，才放心地走了过去。门卫臂章上有“八路”二字，她心里安定下来。但是接待人员不认识她，她便要求面见周恩来。

她在接待室里等了好一阵，直到那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依然那么帅气，只是略显憔悴。她百感交集，向周恩来简要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工作，就询问是不是她连累了赵子安。

周恩来的眼光很严肃，也很柔和。他告诉她：赵子安在与舒梅接头的时候被军统秘密逮捕，所以组织上让和赵子安有联系的所有同志立即转移。军统早就盯上了赵子安，想通过他抓到更多的人，这次只抓到一个舒梅，还算没有扩大损失。从初步了解的情况看，赵子安没有出卖一个同志，但是他现在被关押在哪里还不清楚，组织上正在查找。

刘虹检讨了自己地下工作经验不足，做事不够谨慎的问题，并深为赵子安担忧。周恩来说南方局的宣传部正缺秘书，让她留下来工作。

刘虹稍事休息，很快就投入了工作。她以《新华日报》记者的身份和重庆文艺界的左派人士联系，开展统战工作。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日寇开始垂死挣扎，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更加公开化，工作仍需处处小心。她每天看着重庆的各种报纸，关注时事新闻，分析形势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