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惊雁脸颊犹自飘着一缕绯红，细细地喘息着，良久，才轻轻地说道：“这个事我始终不知道该不该讲，想来想去，还是应该给你提个醒！”

李烈一怔，见她犹豫的表情，轻轻一吻，笑道：“咱们还忌讳什么？赶快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

吕惊雁咬了下嘴唇，雪白的贝齿咬在唇上，别有一种风情，然而从她口中说出的这番话，却让李烈皱起了眉头。

吕惊雁说得不是别的，正是李烈最担心的事情。一直以来，李烈都在刻意回避着这个问题，不过从吕惊雁的描述中，李烈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真得有必要好好琢磨一下这方面的事情了。

在两淮收归李烈手中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各方面已经成熟起来，尤其是近三年来更是取得了飞速的大发展，而伴随着这种发展，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派系。在宿州，明显分成了文官和武将的大小派系，文官派系以张进北，严峻为首，大小几百名官员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维护着地主氏族阶层的利益，他们或者主张积极四方攻伐，从而获得晋升的机会，或者主张自立，保证既得利益。而以萧恒为首的武将又自成一派。其中这两大派系又分本地派系和外地派系，本地派系乃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各级官员，外地派则是李烈自临安禁军带出来培养起来的大小官员。由于利益的关系，相互间的倾轧就无可避免的发生了，尤其在新学推广上表现的尤为凸出，现在虽然矛盾还不算明显，而且张进北，萧恒并没有掺和进来，这个势头却还是被身处都察院的吕惊雁这个冰雪聪明的女子看在眼里，所以她才提了出来。

这就是党争的萌芽！李烈敏锐的看到了其中的苗头。不禁陷入沉思。党争，自古就有。前世李烈曾极爱看《康熙王朝》，里面就涉及到康熙朝“索”“明”之间的党争。

党争是很可怕的，它常常把一个强大的王朝折磨得精疲力尽甚至走向灭亡。“党”这个字在这里含有贬义的意思，党争基本上都发生在和平时期，或者叫“相对”和平吧。它大多发生在文臣之间，具体做法是“冷战”，而且大部分都是故意的，比如史书上写唐宪宗时期“牛李党争”中，提到“凡某党言是者，另党必非之”。

党争最厉害的朝代非北宋莫属。这和宋朝对文人的待遇是非不开的，自从宋太祖说过“不杀文臣”之后，北宋初期接连上百年间，没有一个文臣因为政治原因被杀。从真宗时候开始就盛行“同年党”，即同一年升入进士的属僚自发地结为一党。

党争并不一定就是一批忠臣和一批奸佞之间的斗争，两批“忠臣”在政见不同的时候同样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神宗的时候，王安石的新党和司马光的旧党之间的斗争就很厉害，王安石被罢相后，他的新党势力仍然没有消失，他们仍然在不停的地与旧党争斗。但是当两位大政治家相继去世后，他们的党派在后来的“领导人”的领导下开始了更为“艰苦”的斗争。这时候的所谓“新党”，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演变成了一个代号。他们再也不是为了实行“变法”，而是纯粹为了打压另一党为目的而打压另一党。这时候的党争比之过去任何时期都厉害，大诗人苏轼就是因为在“乌台诗案”中差点被杀，还被判了个“造反”的罪名，其中就连当时的科学家沈括都曾经攻击他。暂且不管他是不是恶意的，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党。

其实，这些人的功和过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分，两个派别的人都一样。他们同样是文人，同样具有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点，而人们根据主观思想却常常对他们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旦有朝议，党争就会接踵而至，这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成为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濡浸，中国社会一直有着明确的国家目标，因此，以实施国家目标为己任的朝廷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竞争性的组织。大小官员为了要在这个竞争性的组织中出人头地，最安全可靠的技能就是在朝议中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既通过影响帝王的决策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也以此赢得帝王的青睐而在竞争中胜出。因此，庙堂内外一旦有事，则朝议四起，本应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变法之事，关乎国计民生，当然更会是朝议的中心，引起官员们最大的搏击兴趣了。如果通过争论和辩驳，有助于正确的国家决策形成，则乃生民之幸，但浏览中国史，每每令人憾深的是党争往往起到的都是负面作用。

李烈将这个问题放在心中，等过了这段非常时期，还真要好好敲打一下这些人，两淮还不是国家，只是一个小小的割据势力，出现了这种苗头，应该是很危险的。

李烈并没有将自己的忧虑摆在脸上，心中这样想着，嘴里却说道；‘谢谢惊雁提醒我，我会好好考虑一下，或许会有一个让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暂且还不宜插手此事，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理会的！”说完一搂那诱人的娇躯，“这事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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