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建强这才想起，她是兴宁县芙蓉镇人，叫苗桂华。那是去年八月份，他刚担任县委书记不久，见县委大院天天有个女人，披头散发，跛着腿，跑来跑去，在县委大院里挨着门喊冤告状。一次次撵走了，她又回来。他想，这个女人一定有什么冤屈，不然她不会这个样子。于是，他问起了这个女人的事。有人告诉他，这个女人告状已经告了四五年，谁见了谁躲着，说她是个疯女人。

当时，余建强听了，陷入了沉思，他想，一个女人常年告状必有冤屈，要查明原因，为什么要躲着她，撵她？

为了办这个案子，余建强查了全部案卷，与县法院的同志座谈了四次，下次骑自行车去这个女人所在的村子，往返数百公里。他把这个案子向中级人民法院反映，直接找院长汇报，终于查处了真正的罪犯，让其判了刑，为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伸了冤。

现在，余建强自己蒙受了冤屈，又看到了这个妇女，不禁百感交集，心想：余建强啊余建强，你真是是个大傻瓜，面对腐败现象，你有了职务可以帮助老百姓伸张正义，澄清冤屈，如今没了职务，还怎么去为老百姓说话啊！

余建强急忙扶起苗桂华，又搬过一条凳子，请她坐下，说：“桂华，还害你来看我，真不好意思。”

苗桂华说：“余书记，您可要很住，兴宁县的老百姓都惦记着您。当年，八路军小米加步枪打垮了小鬼子，我没什么送给您的，给您背来了五斤小米，吃了它您就忘不了老区的人民，记住老区的人民在支持您跟腐败作斗争，您吃了老区人民的小米，去跟腐败作斗争，老区人民最恨腐败，最热爱党了。眼下最黑，还是党的天下，党的国家，只要党在，就没有伸不了的冤。”说完，她从肩上取下那个布袋，塞到余建强的手里。

拎着沉甸甸的五斤小米，看着这个从老区来的纯朴女人，余建强心想，如果自己的这个冤案得不到公正解决，不知要伤害多少老百姓的心啊。送走苗桂华，手攥金灿灿的小米，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他想，自己这次冤案，不仅是个人的事，还是一次腐败和反腐败的较量。脑海中，他想起了曾经读的一本反腐倡廉的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战士，为革命而死去成为烈士；在改革开放的和平时代，要与腐败作斗争，很有可能成为囚徒，这恰恰说明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残酷性。腐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毒瘤，不不仅会使一个时代产生冤案还会导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衰亡……”

想到这些，余建强的心慢慢平静。他放下包裹，回到房间，拿起纸笔，开始奋笔疾书。他要用他的血泪写一封争道义正人伦树正义的鸣冤状，题目就叫“我以我血祭轩辕！”

他这样写道：他们不是办错了案，而是没办就把我整了。到现在我也想象不出来，对我一个县委书记的整治，究竟立了案没有，根据是什么？在党风不正的情况下，出现办错案很难说，但我的案没办就定了调子，不是调查不彻底，而是根本没有调查。或者叫只调查反映的一方，不调查被反映的一方。

我的信开宗明义，是向省委反映一个信息，即海川市市委书记王金印发牢骚，其儿子最纠结驾车压死人逃逸等。这不是告状，怎么成了诬告？好比我没得高血压，硬说我偷吃了降压灵。一封反映信息的信，而且我的身份是内参通讯员，如果正常处理怎能转到被反映人手中？当事者竟然动用专政手段对我及二十多名县级干部进行侦查，两条信息开除党籍，这能让人信服吗？

在海川市，当事者两次重复登报，发通报，是全社会都知道告领导的下场！人为加上分裂党的政治帽子，警告老百姓：谁反对他王金印，谁就是分裂党，谁就是犯罪，就是反对党！在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出现这样的案子，实属典型——没办案就已经错了，没定案就定罪了，没根据就结案了，没怀胎就分娩了，没告状就诬了，没保护举报者反倒把被举报人鼓励了！

写完最后一个字，余建强感觉神经一种刺激。黎明的时候，他倒头睡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十分，他的老母备好了饭菜，等他醒来。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好了许多，食欲也有了，很快就吃了两碗饭。

儿子能吃饭了，他有救了！余母一阵高兴，老眼渗出了喜悦的泪光。和两老再次道别，揣好新件，背着包裹，余建强大踏步出了家门，前往省城火车站。他对北京之行充满了无限希望，他把整个性命都压在北京之行上。

因为担心跟踪，去北京的火车票，余建强是偷偷从黄牛党手中买的。揣着票，他像小偷一样溜进了火车站，排队检票。时不时，他偷偷地看着周围，看有没有熟悉的眼睛。他知道，在这种处境下，想利用他的处境去讨好王金印的人大有人在。有许多道貌岸然的人，他们的乌纱帽下面不沾点别人的鲜血是红不起来的。

终于顺利通过检票，一上火车，余建强就死死地躺在卧铺上，一栋不懂，还用报纸盖着脸，生怕被熟悉的人认出。他深信，只要有人知道他去北京上放，马上会把消息传给那位大权在握的对手，而那位对手就会对他的家人施加一种可怕的手段。他趴在铺上，一声不吭，没有任何动作，有了尿意也憋着。晚上，他听着列车铿锵有力地倾轧这铁轨的声音。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和鼓励，也令他感到孤独和凄凉。

半夜，余建强终于下了火车。他走出北京火车站，赶到了他熟悉的长安街。长安街上，那微微的清风，那淡紫色的天空，重新唤起了他对生命的希望和憧憬。他想，这次来绝对不能白来，一定要找出一个眉目来。党组织不会那么清白不分，是非不辨的。任何一个王朝，能够维持长久的统治，都是因为清正廉洁，正大光明。他感到，尤其是此时此刻，他整个希望都几头在党的廉政建设上。

在长安街一带的立交桥涵洞，余建强将就着睡了几个小时。天还没亮，他就醒来，赶往信放局。在那里填完表，工作人员告诉他，回去等待，等有了消息就会通知。

他很想进中南海，想把自己受到的冤屈向中南海的领导同志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哭诉一番。而然，中南海警卫不会让他进去，他们有他们的纪律。是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是谁都到中南海去诉说，那不会乱套？

可是，一连几天过去，上方毫无进展。这天清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余建强遇到了以为老者。看上去，这位老者应该是退下来的老领导老干部。他们谈得很投机。得知余建强的遭遇后，老者说：“你本身这件事，找不出什么结果来，到哪儿也不会被重视，你还是重点反映轧死人的事情。性命关天，谁都会重视，你去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我保证你能成功。

得到老者的指点，余建强心头豁然开朗。于是，他打听最高检察院的位置。几经周折，在傍晚时分，他终于走进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接待室。工作人一边整理材料，一边说：“老同志，对不起，我们该下班了，您明天来吧。”

这是实情，余建强只得离开。天色晚了，忙了好几天，身子实在累了。他又急匆匆地找廉价招待所。可是，几经问价，没有价格低的，他感到实在付不起住宿费。他的身上已经没多少钱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在北京住多长时间。人身在外，钱得省着花，至少得保障有钱填饱肚子。他心急如焚，只好回到北京站，在旁边找个歇息的地方。

在绚丽的灯海下，余建强在路旁找了个位置坐下。无限的疲劳袭上心头，但他没有一点睡意，也没地方让他睡，到处是人。他把包裹垫在屁股下，就这样坐着，从一点到两点，再坐到三点。

临晨，迷迷糊糊中，余建强听到吆喝声。原来，环卫工人来搞清扫了。一个中年妇女，身穿一件黄色衣服，脸上用毛巾包着，人只露着两只眼睛，一边挥着扫帚，一边大声喊道：“走开，快走开，我们清扫了！”

有些动作慢的，被扫帚扫到，哇哇直叫。余建强急忙挣扎着起身，拎起包裹，在街道上溜过来溜过去。天终于亮了，当红霞满天飞舞的时候，他又出现最高人民检察院。

接待室的门已经打开，等待接待的人排着长队伍，慢慢挪动。余建强庆幸自己来得早，排在队伍中间位置。要是再来迟一点，肯定排在队伍后面，肯定要等到下午才有可能登记。没吃没喝的，那得耗尽多少体力！

大约个把小时候，终于轮到余建强了。他从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县委书记的工作证，递给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检查了他的工作证，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初步听了他的申诉。然后，他们告诉他，说：“你到我们信方站去吧，那里专门办这类事。去以后，你就找钟处长和谢副处长。你等下，我先给他们去个电话，通个气。”

离开时，余建强才知道今天是检察院领导来信放办轮流值班。他怀着兴奋，急匆匆地赶到高检信放处。接待他的是位女同志，自称姓王。她说：“刚才主任来了电话，钟处长在等你，你绕过去直接去他办公室谈吧。”

在王同志的带领下，余建强直接去了钟处长的办公室。钟处长三十多岁，显得很精明。听了他的申诉后，他很干脆地答复道：“你的处分我们认为不当，不过只能由纪检部门来解决，因为这是党内问题。你反映的问题，我们会马上处理，我们一把手明天从外地出差回，到时候我向他汇报。不过，你得先回去，耐心等待。”

这样的答复，自然是最好的答复了！余建强千恩万谢，怀着一种无限感激的心情和那位钟处长道别。出了门，他就在门口蹲着，因为这次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余建强想，这下可难了，他不止是告状，还要打破一种党内的常规，他哪有力量打破这种常规呢？除非国家开什么重要会议集体商量才能打破这种常规——如此说来，他只能丝路一条。除了回去等待，别无选择！

想到回去的可怕，余建强在心里大声呼喊：不行，我不能回去，死，也要死在这里！为什么不通过媒体，让媒体来扩大事情的影响，受到领导的关注呢？猛地，他想到了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