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1909年）举行谘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人口调查、设立各级审判厅等。

第三年（1910年）资政院开院、筹办厅州县地方自治、颁布文官考试制度等。

第四年（1911年）续办各级地方自治、颁布地方税章程等。

第五年（1912年）各级地方自治初具规模。

从规划和时间表来看，设立议员，人口普查，减少文盲，地方自治，召开国会等92项重大改革，每一项都是新鲜至极的大事，对于一个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旧中国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现代国家推进，随着立宪的进行，传统的国家正在逐步解体，特别到了预备立宪，更深刻地触动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保守最核心的成分---****皇权。在这个结构性变化即将来临的时候，任何的鲁莽和冒进都将给中国的未来带来灾难。

对大多数国民来说，立宪的前途的是光明的，但是，举朝欢呼中，却又一点人们看不见的隐患掺杂其中，正如日本相桂太郎冷眼旁观的那样，“立宪和国会等制度是好的，但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中国现在走得太快，一定会出问题的”。

桂太郎的语预言无比精准，权力的分配如果不经过小心翼翼的精确切割，必然会把绝好的大局葬送，而接在预备立宪的第二年，大事接二连三的生了。

一手制造这些大事的有个共同的属性，士绅阶层。

作为立宪派的急先锋，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士绅群体，在封建王朝落寞的最后一刻，走上了历史舞台的最前列。

他们的到来可不是什么好消息，除了满口立宪主张，心中怀揣的是一颗怎么也等不及的心。

按照1908年的筹备立宪路线图，清廷要进行九年的预备工作后方能召开国会，颁布宪法。但是，一旦民众的力量被动起来，其进程和结果便不是改革的设计者所能控制和预料的了，随着慈禧太后的突然逝去，中央权威荡然不复，改革进程再也无法按计划进行，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要搞一次接骨续命的超级大手术，那无异于作死。

“九年立宪太久，最好三年，或者就在今年！”

立宪派叫嚣着，他们急迫的想从封建统治者拿走权力，而权力欲一旦膨胀起来，势必会和初衷背道而驰。

从1907年秋天起，各地立宪派便纷纷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而在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联络，各省代表于12月18日陆续抵达上海，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之事。

当然，商议的结果众所周知：一步一步来？抱歉，我们等不及，快点，再快点，最好一步到位，家天下？呵呵，现在是绅天下。

“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则天下幸甚！”

以士绅为主体的咨议员抱着这样的想法，毅然踏上了进京的火车，“缩短年限，速开国会”，就差后面再跟上一句“超英赶美”了，总之，他们就是要把这样的声音，传进最高统治者的耳朵里。

于是，1909这一年的头一个月，载沣，叶开，以及清廷所有的重臣都能听见同一个声音。

一大波立宪派正向京城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