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日本人就要打来了,留在这里又有什么好呢?”
“唉,也是啊……”卢靖文有些踌躇。
卢惠文吃了一颗蜜桔,微笑道:“好久没吃到南丰蜜桔了,南丰唯一让我怀念的地方就是这蜜桔。我现在的生活虽然很紧张,但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哥尽管放心。时局很乱,妈的年纪也大了,哥要多费心。估计上海很快就会沦陷,南京也支撑不了多久,你要做好往西边转移的准备。”
卢靖文弹了弹长衫上的灰尘,斜眼看看妹妹:“国民政府说要死守南京至少两个月,会很快沦陷吗?谁告诉你的?”
卢惠文朝他一笑:“你信吗?”
卢靖文会意地苦笑一下:“我知道了。”
“哥,你说说四个孩子怎么样了?”
“哦。”卢靖文慢慢说道,“老大在江西工专读化学科,读书很用功,学业很好,思想也比较活跃,只是有点认死理,不撞南墙不回头。老二太野,就喜欢交一些狐朋狗友,太让人操心,难成大器,所以高小没毕业,我就让他到他四姑那儿去了。老三很乖,国文还可以,算学不行,爱美,爱唱歌,讨外婆的喜欢。可惜世道太乱,南昌的大部分学校都停课了,她也只好先待在家里。老四嘛……今年正月间得病死了。”
“死了?”卢惠文惊讶地站起来,眼睛瞪圆,看着哥哥紧皱的眉毛,知道没听错,眼光黯淡下来。
卢靖文道:“是伤寒。老四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得不到持续照料。唉……”
卢惠文掩面坐下,掏出手绢,轻轻擦擦眼睛。
卢靖文劝道:“生于乱世,能得善终不易呀!他只是比我们早走一步,谁知道我们的将来会怎么样呢?”
卢惠文的嗓子哽咽着,压抑着悲愤:“现在的世道,死一个人跟死一条狗差不多。”
“这是他的命吧!”卢靖文长叹一句,接着说,“前两天东湖里捞起了一具尸体,就是原来府学里的李秀才。他饱读诗书一辈子,不也落得一个不得善终的下场吗?”
“他是自己投湖的吗?”
“是啊。文庙被烧以后,他和几个老学究一直在向政府呼吁重建。结果呢,文庙没建,建起来的是银行大楼。物欲取代了文脉。他给家人说要追随王国维,为先圣殉道。唉——”卢靖文连连摇头。
卢惠文也叹一口气:“他是有气节的人,只是不能顺应潮流,悲剧啊!”
卢靖文用手指敲了敲桌子,慢慢说道:“潮流之下,泥沙俱下,对潮流我们还是应该有一点警惕。”
正说着,门口响起银铃般的声音:“妈妈,舅舅,吃饭了!”
卢惠文勉强露出笑容:“来了!”她起身对哥哥道:“老大就让他在你们学校读书吧,有哥照看我就放心了。老二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没办法把他们都带走。”
卢靖文叹一气,也站起来往外走:“你就放心走吧。孩子多了,路上也不方便。”
月光渐明,院子里的棕树已经伸展到和榕树枝一样的高度,两树连成了一体。
吉永清沉浸在化学世界里:万物原来可以细分为分子、原子,可以分类为酸、碱、盐、氧化物、有机物等等,它们有化合,有分解,有氧化,有还原,各种试剂一会儿变红,一会儿变蓝,非常有趣。
校园里的师生在逐渐减少,很快就要轮到化学科搬迁了,化学实验要减少了。余若馨在化学科二年级甲班,吉永清在化学科二年级乙班,他的化学成绩很快就在班上名列前茅。吉永清每天路过隔壁教室那个窗口时,都会朝里面一瞥,看看她在不在。
这天下午,南昌寒意初起,凉风阵阵,落叶满地。下课后,吉永清往宿舍走,三三两两的同学都朝同一个方向走,议论着前线战况。突然他听见一个嫩嫩的声音:“大哥!”一抬头,愣了半天——那是熟悉的三妹,站在她身边的是那个久违的母亲。
卢惠文走了过来,捏捏他的手臂,又摸他的头:“永清长这么高了,十六岁了。”这个少言寡语的长子已经长得和自己一样高了,他并不代表那个压迫自己的男权社会,而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吉永清怯怯地说:“妈,你……你回来啦?”
“嗯。我出狱了,来看看你。”
“你是怎么出来的?”
“形势变了,日本人打来了,所以我就出来了。”母亲的话,吉永清似懂非懂。母亲又问:“你在这儿学什么?”
“学化学。舅舅说,学会一门技术,不管走到哪里都有饭吃。”
卢惠文点点头:“学技术好。你现在插班到二年级,课程跟得上吗?”有几个学生捧着书从身边走过,大声地说着日本的大炮如何厉害。
“跟得上。”
“住校习惯吗?”
“没问题。”
“那就好。家里已经被你死爹吃光了,我也没钱给你,今后也不能来看你了,你要自己照顾自己。”
吉永清疑惑地看着母亲,感到母亲眼里没有了从前的那种哀怨,而是多了一种自信。他问:“你,你还要走?”
“时局很乱,我明天就带你妹妹走。”
“你带妹妹到哪里去?”母亲在上海一定有着非凡的经历,使她显得老成了很多。
卢惠文顿了一下:“到西边去。到有民主自由的地方去。”又有几个学生端着饭碗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说着日本的仁丹如何管用。
“西边?去多久?”
“不知道,看战事的发展吧。”
妹妹接口道:“妈妈说,我们要去一个男女平等的地方,没有包办婚姻的地方。”
一别六年,母亲还是只喜欢妹妹,只带妹妹走。吉永清心里翻江倒海,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和母亲道别。妹妹才十二岁,已出落得十分清秀,今日一别,不知道何时再见。吉永清摸妹妹的大辫子:“你懂得什么是民主、自由吗?”妹妹扑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没有说话。
卢惠文两眼放光,她在儿子的眉宇之间看到了一种早熟的沉稳之气,又不失锐气。她又叮嘱道:“永清,你长大了,你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公民了。你不要只听社会上的一些漂亮口号,民主、自由、革命这些漂亮口号谁都会说,但要真正弄懂并不容易。”
“嗯。”吉永清点点头,他感觉母亲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和自己说话。也许母亲觉得自己已经长成大人了,也许母亲以前有她的苦衷,也许又要等很久才能再见到母亲了。他想和母亲多说说话,便尽量找话,问道:“革命,还要什么革命?”
卢惠文只能简单答道:“中国的问题积重难返,无法徐图改良,只能靠霹雳手段,所以还得革命。你要专心读书,多动脑筋思考问题,要自己去探索,有事多问问舅舅。”
他只顾点头,默默沉思。母亲的眼光没了当年的幽怨,而变得深邃。母亲到大都市读了大学,见了大世面,变化真大呀!她一定是又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又去见一番新天地。那样的话,又会见到什么样的大世面呢?
妹妹好像还没有远离的感觉,笑盈盈地和他挥手告别。妹妹也要出去见世面了,而自己还留在这里……
他看着妈妈和妹妹走向大门,影子越来越小,突然心里一阵难受。他紧跑几步,又停了下来。妹妹回头看了他一眼,满脸灿烂,就像她只是出门逛街似的。她们走到了大门口,母亲也回了一下头,然后停了步,向他挥挥手。吉永清也机械地挥挥手,看着她们消失在大门外,然后他转身,随学生流朝食堂去了。真到离别时,没有长亭短亭,更无离歌相送,只剩寒风凄凄。走着走着,他发现前面的景物有点模糊,几滴水珠挡在眼前,他使劲眨眨眼,不让水珠掉下来……
卢惠文回到家里和母亲惜别,说自己要到西边的一所大学去教书。母亲沉默半响,对她说:“上次你一个人去上海,没带琉璃佛,结果出了事。这次你一定要把佛像带上。”看着母亲憔悴的眼神,卢惠文使劲点点头。
第二天,卢惠文带着女儿离开了南昌,坐汽车到九江,然后坐轮船到了汉口,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安顿下来。
办事处里都是穿八路军服的人,个个年轻,人人开朗。女儿很乖巧,成了同事们的开心果,成天被逗着玩。
这天,卢惠文乘出门买东西的时候,抽空找到了小姑家。那是一条狭窄而杂乱的街道,一间普通的平房,门口摆了个小摊,卖些杂货。小姑坐在摊前,头发蓬乱,眼神浑浊,看起来比自己还老;身边拖着三个孩子,一个大的拿着抹布在抹柜子,一个在独自做游戏,还有一个小的在地上爬,身上都脏兮兮地;屋里有个男人在搬东西,忙来忙去。
小姑愣了半晌才认出嫂子,脸上略略笑了一下:“是嫂子呀?你咋来了?”刘虹微笑道:“我来找吉永源。你还好吗?”
“吉永源住在厂里。我这儿忙。”小姑依然坐在那儿,不时地拉一拉那个好动的孩子,不要他跑远了。
不久前吉永源投靠姑姑家,睡在靠门边的地铺上,很不习惯,一翻身就骨头痛。姑姑一家人做点儿小生意,不仅无力供吉永源上学,家里凭空添一张嘴都觉得吃力。吉永源看着姑父阴沉的脸色,很是别扭,知道这里和舅舅家不一样,是不能养闲人的。在姑姑家住了两天,就天天往外面跑,街道、码头、工厂都逛了个遍,不久就到汉阳机械厂去做了一名学徒工。
卢惠文和小姑聊了两句就走了,让她忙吧,别耽误她的生意。她急急地找到机械厂,在门口打听了一阵,然后耐心等待。在轰隆的机器声中,厂房里走出来一个小伙子,她有点认不出来了——二儿子长得快和自己一样高了,蓬头垢面,穿着破旧的工作服,满身满手油污。她心里浮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永源!”
吉永源有点局促地看着母亲:“妈,你——出来了?”
她趴着铁门,双手摸着冰凉的铁栏杆,有些焦虑地问:“你在厂里做什么?”
儿子站在铁门里一米外,眨眨眼睛:“我学钳工,我花了二十元拜师父,暂时没工钱,只管吃饭,要两年以后才有工钱。”
她不由地对儿子有些刮目相看:“你真是好样的,才十四岁就能自立了。”
吉永源看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母亲,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见到大哥和妹妹了吗?”
“你大哥同舅舅在一起,我不用操心。妹妹跟我在一起。就是你,你不好好读书,就安心学点技术吧。世道很乱,要多交朋友,也要慎交朋友。”
吉永源点点头:“我知道。”
“我也没钱给你,你只有自己照顾好自己。”卢惠文有些伤感,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儿子,眼睛里有一种疏离。自此一别,难言再见。
“师父叫我了,我去了。”儿子还没有这种预感。
她默默看着儿子消失,消失在那个铁门后面。她转身,让凄清的寒风把眼泪吹干,悄然离去。这是生于乱世的命运,这是为了改变命运而不得不做出的别离。别离算什么?能活下去才是大道。
就这样匆匆一晤,卢惠文便带着女儿踏上了去延安的行程。从此三兄妹天各一方,命运迥异。
她进入延安后,按照组织上的要求改了名,以切断和原有社会关系的联系,减少被特务跟踪的机会。她改名为李日新,取“苟日新,日日新”之意;让女儿改名李洁。这样的名字扔在人群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